近二十年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和機器學習技術的快速發展為人類生活帶來了便利，也愈趨智能化。然而，大量的數據收集、共享卻同時也造成社會風險的公共議題，如有心人士透過社群媒體散布不實訊息，或帶有仇恨的言論，加上使用不透明的演算法，嚴重侵犯了公眾「知」的權利與隱私權。此外，科技也開始悄悄地管理著人類社會的經濟、交通、醫療等各項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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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新時代的來臨 建構生命倫理學
美國哈佛大學注意到這樣的情況，為了建立多元的思考體系，及讓下一代技術領導者與工作者做好準備，因此開設Embedded EthiCS課程，邀請營利與非營利性機構中的學者和領導人與學生互動，其中包含的領域相當多元，如倫理學、哲學和人工智能等，讓產、學、研界中能有充足「對話」。在臺灣，新興科技與倫理的議題仍不斷被討論。從生殖科技、科學演進史、人類幹細胞應用等倫理，在在衝擊著人類社會的既定價值觀。尤以1990年提出的人類基因體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 HGP），相關的倫理議題再次受到討論。因此，在各專業領域的培養中，也逐漸加入倫理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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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美國生物倫理與人文學會主席的學者Thomas H. Murray指出，除了科學政策的問題外，對於人類基因組的研究分別在3個類別中，提出重要的倫理學問題。「首先，關於個人與人群的遺傳訊息，應該由誰掌控和傳播，包含症狀前檢測、攜帶者篩檢、工作場所基因檢測及保險公司的檢測等，這些將構成重要的道德問題；其次，對於可操縱人類基因型和表型的能力，提出許多重要的倫理學問題；第三，增加關於遺傳具有倫理和政治意義的特質和行為的知識，將會挑戰我們的自我理解和社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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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編輯的爭論 未來法規與政策走向
臺大醫院研究倫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蔡甫昌表示，生命倫理學中經常提及的四原則：建構於共有的道德理論基礎及醫學傳統之上，包括醫師應尊重患者的尊嚴與自主原則、醫療人員謹慎執行以達到不傷害原則、所有醫療行為以患者利益為前提的行善原則、公平分配醫療資源，以及尊重患者權利和道德允許的法律之正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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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世紀的基因醫學時代，基因編輯的倫理爭論已然不是新話題，而在2012年發現目前最有效的基因編輯工具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人類能更精準、也更有效率的執行基因編輯後，但同時也再次引發大眾在基因倫理上的討論與關注。生物倫理學家和研究人員普遍認為，對於人類基因進行編輯，不應該出自於生殖為目的，而是繼續進行基因治療安全且有效的研究中，因此持續進行公眾討論和評估是相當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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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甫昌醫師以2018年發生在中國，利用胚胎基因編輯技術宣稱能夠「訂做」預防HIV感染之雙胞胎嬰兒事件所涉及的研究不當行為，以及違反研究倫理之處進行分析，可歸納下列五點爭議：「倫理審查許可涉及造假；研究設計之風險利益失衡；受試者同意書及知情同意過程問題；對易受傷害族群之影響；未揭露利益衝突資訊。其中，該項試驗在風險遠大於潛在利益的前提下進行、對胚胎進行之基因編輯技術尚未累積足夠科學證據，具體可能發生的風險難以預估等等，無法帶給試驗參與者高於風險之潛在利益，可獲取的科學知識極為有限，更帶來其他社會風險，所以風險利益失衡這點最受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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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CRISPR可能會產生「脫靶效應」，在錯誤的位置進行編輯和鑲嵌，因此「安全」是首要考慮的問題。撰寫和談論基因組編輯的研究人員和倫理學家都普遍認為，除非透過研究，證實種系基因組編輯是安全的，否則不應將其用於臨床生殖目的。而一些研究人員認為，現有的植入前遺傳學診斷（PGD）和體外受精（IVF）比起胚胎基因組編輯，在遺傳學上可能帶來更大的幫助。但在某些情況下，種系基因編輯可以解決PGD無法滿足的需求，其中包括反對進行PGD家庭，抑或是受一個以上基因影響的多基因遺傳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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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者擔心，基因組進行的任何編輯即便是利於治療遺傳疾病上，但也可能用於具爭議性的非治療性或增強基因等目的；而另一部分學者認為，一旦證實基因組編輯是安全且有效的，就應允許其治療遺傳病，並透過法規與政策解決額外的憂慮。因此，如何在新興科技與倫理議題之間取得平衡，讓科研人員和生醫人才有所追尋？在國際期刊《Nature》特刊中提及：「檢視人類基因是如何演化以及將要帶領人類走向什麼樣的未來？未來20年人類在面對基因組學必須更加公平與開放，透過重新致力於數據共享，並使研究人員可以實現人類基因組計畫長期以來的承諾。」然而，在基因組研究中許多倫理、法律和社會影響，包括隱私問題、知情同意以及研究人員和參與者的公平代表性，都尚未解決，對於基因組數據的自由與開放使用仍不平衡地實施，完全開放數據的共享環境還尚未實踐。研究人員歸納認為，在基因研究中的三個領域，包括蒐集參與者數據、數據放於可公開存取的數據庫中，以及獲得研究與醫療健保的機會等，經常出現妥協與延誤的狀態，已然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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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革新 數據與隱私間的平衡 
進一步解釋，為了使基因組學能真正地革新醫學，需要將其與表型數據相結合，正如物理特徵、醫學史和其他可與基因組變異相關的可識別特徵。但是，蒐集此類數據會增加研究參與者的隱私風險，像是如何選擇並使用他們的個人生命數據。此外，亦需要對參與的科學家進行審查，以確保參與者獲得了適當的同意，並保護其利益。下一步，將蒐集的基因組序列和相關數據，儲存至可繼續保護這些利益，且被認可國際數據庫中。然而，由於隱私權、同意使用與否，或是不能與提供數據的公司達成協議而無法快速存儲其數據，這些技術的局限意味著數據存儲過程也可能非常耗時。科學家們正在產生越來越多的複雜數據，但這也使得資源不足的儲存庫不堪負荷。最後，當研究人員努力追踪的這些數據，應同研究發表後提供，但卻發現即便找到了數據，仍可能面臨難這些數據使用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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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類基因組計畫發布第一個序列以來，研究人員已經體認到基因組數據庫過度代表高收入國家的歐洲裔人DNA。但真正的全球資料庫和儲存庫，是需要能夠正確代表人類遺傳多樣性的數據，這是20年來沒有實現的，特別是對非洲人民和原住民族而言。可以理解的是，來自這些地區的人們，對於參加研究感到謹慎，認為這使自己受益的機會很小，甚至可能造成傷害。例如，當疾病與特定人群有關時，可能會導致汙名與歧視。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學界發現這些爭議有逐漸擴大的趨勢，應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參與、建立信任、傾聽和採取行動上，將其視為基因組學研究的必要部分，並將成為其未來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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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總編輯 |<a href="https://www.charmingscitech.nat.gov.tw/"> 成大醫院院長 沈孟儒</a>；研究顧問團隊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教授 吳俊穎、林口長庚醫院肝膽胃腸科主治醫師 林俊彥、臺大醫院基因學部暨小兒部主治醫師 胡務亮；責任編輯 | 段芊卉、葉于甄）

讓醫學與計算科學等科系跨域對話，是為建立多元思考重要的進程。

建立人類基因計畫，衝擊著人類社會既有的價值，因此除了醫學技術本身的前進，更強調其中的倫理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