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下半，遺傳學、生物學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不僅僅是技術面，隨之而來的個人道德觀和社會倫理層面的思考也面臨新挑戰。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教授王秀雲表示，「當科技沒有如此發達時，其實並沒有這麼多的挑戰，人們對於新興科技帶來的倫理議題往往根據原有的價值觀來判斷，公共討論有其必要」。當臺灣剛開始發展生物資料庫時，進入精準醫療的領域，便同時設立專門小組針對各種倫理爭議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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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演變與科技發明初衷分歧
從相關的生醫技術發展歷程來看，王秀雲教授以羊膜穿刺的起始為例，作為可能面臨困境的討論。羊膜穿刺是屬分子生物學、廣義的遺傳學與基因醫學的綜合應用技術，最先發明的科學家是希望能及早知道胎兒是否有唐氏症，如若可以提早知道胚胎發育的問題，便可以提前做出選擇。但後來衍生出諸多問題，並非著重於胚胎不良的選擇性，而是如前幾年在亞洲社會中，明顯看見的男、女比例失衡現象。王秀雲教授解釋，如若按照自然狀況，男女出生比例差距不大，但現實狀況卻是男嬰比例遠高於女嬰，懷疑可能是因此技術導致而成。若再用胎數計算，愈後面胎數的男嬰出生比例也就愈高，更因此出現一個名詞：「女嬰蒸發」。技術的使用與原來發明者所預想的情境，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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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美國也在一些社群出現這樣的討論：抵制、反對產前檢查，正反兩派的爭辯。一種論派是為了確保媽媽跟胎兒健康；反對派則是反對針對染色體、基因，原因是進行這項技術就表示有企圖想要避免不正常的胎兒被生下來。這些反對派的成員主要來自天主教、身心障礙社群，他們認為如果想要打造所有人都「正常」的社會，那麼會降低一個社會對於所謂的「不正常」的熟悉度、忍受度和友善度。因為當出現「想辦法把社會上可出生的胎兒都變成正常」這個念頭，那麼這些被認定為「不正常」的胚胎、胎兒就會被排除，對於人類多樣性樣態的忍受度就會有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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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受到質疑的就是基因編輯技術（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 CRISPR），21世紀以前沒有這項技術，而這樣的批評和身心障礙社群的觀念衝突事實上是同樣邏輯。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近期發表了一篇＜The Dark Side of CRISPR＞正是提醒CRISPR技術可能造成人類社會的一些問題，例如人類對於所謂的完美與否、健康不健康、正常或不正常的價值，其忍受度、接受程度究竟在哪裡呢？美國人普遍認為，與大眾有關聯的編輯基因是沒有問題。畢竟，支持這種觀點的人，可能會提出的爭辯是：透過編輯基因進而消除基因有關的疾病，是不同於編輯個體的基因，治癒疾病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人類的遺傳條件並不是簡單的實體可以輕易切割分離。此外，人們普遍認為，消除疾病的盛行與反常的社會現象是一件無可爭議的好事，透過新的科技將人類變成「想像」中的更好、更強大、更聰明、更健康。然而，CRISPR的技術正是會忽略那些被以基因或生物學定義為次等人類，而這非發展此新科技想要達成的初衷。如同，曾在19世紀末發展的優生學，在歐洲引發種族大屠殺、20世紀美國對於少數族裔的強制結紮等，這樣的情況屢有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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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醫療與個人化醫療的過渡
精準醫療的目的則是對人類的健康有利的，例如人體對於藥物的有效性，是以相對細緻的研究方式深入生物學，特別是針對疾病治療，研究目的顯著。而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可買到的藥物，是經過統計學計算，獲得數據顯示對多數大眾是有效，但對於那些不在有效比例範圍內的這些人，到底該怎麼辦呢？這個時候，透過精準醫學便能找出原因。在這個例子上，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一種福利，端看新興科技到底用於何種情境顯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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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正在討論的精準醫學和個人化醫療其實很接近，最終可能邁向量身訂做的醫療模式。但這又會面臨另一種新的困境，由於特殊藥物的成本很高、價格相對較貴，衍生出資源分配的問題。試想，若是藥物成本昂貴，誰應該付費呢？在這樣模式下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重要環節。以粗淺且廣義的面向來談論精準醫療，會不會面臨醫療資源分配的問題？以臺灣的全民健保為例，給付的項目類別、金額不同，因此醫師在使用藥物或是治療方式時，會考量病人與醫院可負擔的經濟層面。反觀美國，幾乎和臺灣是極端的對照，美國有很高人口比例並無健康保險，即便是有給付的覆蓋範圍也有限，對於低收入的底層人口來說，處遇很糟，等於科學發達的結果並沒有辦法讓大眾都能受惠。在完全資本主義操作下的結果，富有的人能負擔的起新科技所需花費、享受成果，對於社會上大多數人而言是看得到卻摸不到。不僅美國，許多國家也正面臨類似資源分配公平性的挑戰。除了資本主義產生不公義的結果外，在科技的演進過程中，焦點多著重於技術的突破、升級，以經濟理性為導向的結果是，相對欠缺深度思考科技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考量及價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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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研究倫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蔡甫昌以傳染病大流行的疫情期間稀少資源分配之倫理原則為例，提到美國學者Ezekiel J. Emanuel認為主要應包含四項倫理價值，分別是利益最大化、公平待人、與促進及回饋相關之工具性價值、賦予最弱者優先順位。然而，台灣的防疫史中關於重症資源的討論多以調度、轉診等策略為主，實際上應如何進行資源分配之政策指引則付之闕如，蔡甫昌醫師建議，考量資源分配本身的敏感性及複雜性，除了諮詢專家意見之外，也應同時納入公眾參與或民主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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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雲教授表示，為解決在科學發展中所欠缺的人文思考，臺灣的醫學教育在2000年後，於專業課程中融入人文社科領域的思辨課程，讓醫學院的學生以模擬審議民主方式，針對選定的議題邀請專家談技術、應用，也透過人社角度探討社會議題，並在同學之間進行辯論。臺灣的觀念進展並不落後於國際，但整體而言若要形成共識，一般大眾確實仍需再教育，王秀雲教授樂觀期待社會上能有更多討論的空間，提出不同的思辨，才能平衡整體人類社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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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總編輯 | <a href="https://www.charmingscitech.nat.gov.tw/">成大醫院院長 沈孟儒</a>；研究顧問團隊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教授 吳俊穎、林口長庚醫院肝膽胃腸科主治醫師 林俊彥、臺大醫院基因學部暨小兒部主治醫師 胡務亮；責任編輯 | 段芊卉、葉于甄）

羊膜穿刺廣泛用於臨床，最初目的是希望及早知道胎兒是否有唐氏症，如若可以提早知道胚胎發育的問題，便可以提前做出選擇。

基因編輯技術CRISPR，透過編譯的方式，改變原有的基因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