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大學生已習慣用 AI 幫忙梳理報告架構，上班族也相當依賴 AI 撰寫電子郵件與程式碼。而在不遠的將來，AI 甚至將開始決定銀行信用評分，或是主導醫院裡的重症醫療方案。人工智慧正一步步成為支撐社會日常運作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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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科技飛快進步，一些令人不安的新聞開始頻繁躍上版面。像是 AI 為了達到人類設定的目標，竟然學會了隱藏資訊，甚至會對人類說謊與欺騙。如果 AI 真的有了騙人的能力，甚至因為錯誤的決策導致人類受到實質損害，我們現有的法律體系有辦法回應此等規範挑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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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科技與法律的追逐中，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特聘教授劉靜怡指出，法律的重點已不再只是單純管束人類行為，而是必須重新定義責任、隱私與數位主權等基本概念。劉靜怡教授將帶我們一步步拆解，當 AI 時代全面降臨，我們的法治護欄該如何重新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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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jsx-3968805167 relative overflow-hidden"><img decoding="async" class="jsx-3968805167" src="https://www.charmingscitech.nat.gov.tw/backend/wp-content/uploads/2026/06/1-6預覽圖：670x460.jpg" />
<div class="jsx-3968805167 absolute w-full left-0 bottom-0 p-4 text-white text-[13px]" style="background: rgba(0, 0, 0, 0.66); display: block; line-height: normal;">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劉靜怡教授，專業領域為法律與科技、人權法制、資訊法。</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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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黑箱迷思：誰該為 AI 的決定負責？
既然 AI 已經深度介入你我生活，那麼最直觀的法律問題來了：當它出錯、甚至學會欺騙時，我們能找誰負起責任呢？如果 AI 騙了人，法律可以依據詐欺罪來懲罰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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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回到法律的基礎邏輯。劉靜怡教授一針見血地點出：「有主觀犯意的通常是『人』，尤其是自然人，或者起碼是由自然人可以去管理、代表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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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AI 在法律上並不具備人格，我們無法確認一組程式碼是否具有主觀犯意，因此直接說「AI 騙人要受罰」在法律概念上是跳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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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能懲罰 AI 本身，那開發者或使用者總該負責吧？此時，許多科技公司會搬出一個常見的擋鍵牌：演算法黑箱。他們會聲稱，深度學習的參數動輒數百億，當 AI 被釋放到市場後，連開發者自己都不知道 AI 為什麼會做出某個決定、或是為何學會騙人。對此，劉教授提出犀利的反問：「如果你身為發明 AI 的人，都沒辦法了解它為什麼會給出這樣的答案或做出這樣的決定，那麼誰能負起責任呢？難道是保險公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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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沒有任何保險公司敢承擔這種不可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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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黑箱」在法律上是不被接受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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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靜怡教授解釋，在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中，賦予了公民一項關鍵權利，也就是解釋權。當演算法對公民做出具有法律效果的決定，例如拒絕核貸、拒絕錄取，或建議切除某個器官，企業或醫院不能只甩出一句「電腦如何說」的託辭，而必須具備可解釋人工智慧的能力。劉靜怡教授強調：「法律要求的解釋，不是要你把幾億個參數的運算過程寫出來，而是要具備人類可理解的特性。」換句話說，使用人工智慧的機構必須負責說明自己的最終決策參考了哪些面向的資料、權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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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觀念也逐漸成為國際共識。例如歐盟的《人工智慧法》，就是將究責的對象鎖定在製造商、輸入商與部署 AI 者等主體身上。美國政府近期也考慮要求科技巨頭在釋出具有重大影響的 AI 產品前，必須接受聯邦政府的安全審查。有趣的是，這些大企業不僅沒有抗拒，反而傾向於接受。理由之一或許在於，透過政府的審查與認證，企業反而能向消費者證明其產品的安全性，更容易取得市場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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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jsx-3968805167 relative overflow-hidden"><img decoding="async" class="jsx-3968805167" src="https://www.charmingscitech.nat.gov.tw/backend/wp-content/uploads/2026/06/1-4內文圖：670x460-1.jpg" />
<div class="jsx-3968805167 absolute w-full left-0 bottom-0 p-4 text-white text-[13px]" style="background: rgba(0, 0, 0, 0.66); display: block; line-height: normal;">歐盟 GDPR 強調演算法的可解釋性至關重要。</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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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的拉扯
釐清了究責對象與解釋權後，另一個挑戰更為棘手。當 AI 變得極度聰明，它不僅能事後給答案，甚至能事前預知危險。然而，這項能力卻直接衝擊了公民最核心的權利：隱私與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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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初，加拿大曾發生一起震驚社會的真實案例：一名年輕人利用 ChatGPT 縝密規劃了一場校園槍擊案，甚至向 AI 詢問該如何躲避警察。OpenAI 事後承認，他們內部的系統確實有偵測到這些異常的犯罪意圖對話，但在內部討論後，他們選擇了不報警，最終導致悲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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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案例引爆了科技界與法律界最大的爭議：AI 公司是否具有預警義務？當這些跨國 AI 公司掌握了全球數以億計的私人對話，儼然擁有上帝視角。如果我們在法律上強制要求 AI 公司，一旦偵測到用戶有犯罪意圖就必須立刻報警，可能產生的影響如何？難道會變成電影《關鍵報告》的現實版嗎？你和 AI 的私密對話會隨時遭到監控嗎？這對於個人隱私和言論自由是不是會造成極大的威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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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如果你只是個偵探小說家在和 AI 構思殺人情節，或是上班族一時氣憤對著螢幕輸入「我想殺了老闆」，結果立刻引來 FBI 破門而入，這是你願意接受的監控社會架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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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法律制度長期面臨的艱難拉扯：一端是預防犯罪的公共安全，另一端則是個人隱私。更複雜的是，這還牽涉到跨國的司法管轄權問題。如果一個臺灣人在臺灣使用美國公司的 ChatGPT 策劃犯罪，OpenAI 是否應該負擔跨國通報，甚至協助全球政府執法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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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強大的 AI 掌握在他國企業手中時，國家的數位主權和法律制度的邊界將變得異常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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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jsx-3968805167 absolute w-full left-0 bottom-0 p-4 text-white text-[13px]" style="background: rgba(0, 0, 0, 0.66); display: block; line-height: normal;">當 AI 可以是輔助犯罪的工具時，AI 公司應該負擔的責任範圍該有多廣？</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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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需要在地化的 AI？
發展契合本土語言、文化和價值特色的「在地化 AI」，對於維護國家數位主權與保障公民權利而言，都可說是人工智慧時代的重要戰略，這正是近年國際間熱議「主權 AI」（Sovereign AI）概念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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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發展主權 AI，我們會面臨什麼危機？最直接的威脅就是「數位殖民」。以臺灣彰化鹿港的歷史為例，當我們詢問 AI 關於鹿港的歷史發展時，如果它在訓練和產出過程中讀取的全都是非本國人撰寫的文獻，它給你的答案可能就不是出自本地視角，甚至，如果它唬了你，你可能也看不出來。因為不是每個人都了解鹿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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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不正確的資訊影響各國的語言和文化發展，國際上已經有不少國家開始有積極作為。以印度為例，其二十多種本土語言目前已經成為發展 AI 的重要基礎，協助印度在國際 AI 浪潮中掌握自身的文化詮釋權與數位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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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來說，在發展主權 AI 上，利用本土資料訓練的語言模型不僅具備「保存文化與語言」這項難以取代的防禦性價值；臺灣的民主現狀，事實上更是一大國際競爭優勢。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全世界都在使用微軟、Google、Meta 等科技巨頭所研發的 AI，這些跨國科技巨頭為了在華文市場上取得先機，也極度渴望高品質的中文語料。而臺灣的繁體中文資料之所以在國際上極具價值，不單單是繁簡中文轉換的問題而已，更牽涉到臺灣的繁體中文語料所蘊含的民主和人權價值。當歐美民主國家的政府與企業，不願意過度使用中國的簡體中文語料來訓練 AI，以免受制於威權的意識型態甚至正確性堪疑時，臺灣的語料便成為另一個必然的選擇。未經過思想審查的繁體中文語料，正是臺灣對全球 AI 供應鏈可以提供的寶貴資產，也是我們與國際上民主同盟國家接軌的關鍵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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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工智慧基本法》與企業生存指南
大至國家主權與國際同盟，小至平民百姓與中小企業的日常生存，臺灣目前的法律制度該如何化解 AI 帶來的巨大衝擊？這就不得不提臺灣已經通過的《人工智慧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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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許多國家僅將焦點放在技術安全與產業發展，臺灣的《人工智慧基本法》納入了一個頗具前瞻性的規定，也就是把「勞工保護和賦權」的基本立場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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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 AI 不只能取代低階勞力，也進一步挑戰文字工作者、平面設計師與軟體工程師等專業人士的生存空間。如果法律只顧技術進步而不管社會分配，社會結構分崩解析的風險必然日增。因此，《人工智慧基本法》要求政府必須對 AI 造成的勞動市場衝擊提出對策，並承諾輔導勞工轉型，這等於是在法律制度上確立了「科技發展不能以犧牲勞工權益為代價」的重要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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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眾最擔心的可能是深偽技術（Deepfake）與 AI 詐騙；透過法律全面性地保障公民知情權，可能才是抵禦風險的最終防線。舉例來說，凡是 AI 生成的內容，不管是文字或影音，都有義務要讓接收者或使用者知悉，以便能夠自主決定要採取何等因應策略，這就是公民知情權的基本原則。倘若無法分辨真偽，民主社會的理性討論將無信任基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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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護欄，不是煞車
回顧 AI 所帶來的巨變，從演算法黑箱的究責、隱私監控與公共安全的權衡，到國家數位主權的保衛，再到最根本的勞工生存，每個環節都在考驗著人類社會的智慧。面對科技日新月異的狂飆，許多人會擔憂，制定法律是否會扼殺產業的創新空間？對此，劉靜怡教授解釋：「人工智慧時代的法律不是要當科技創新的煞車，而是要當賽車場上的護欄。」AI 的發展就像性能不斷突破極限的高速賽車，如果賽道旁沒有堅固的護欄，車手（企業與開發者）反而會因為恐懼墜崖而不敢全力衝刺，「有了護欄，車手知道失控時有保護，才能更有信心地追求極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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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I 即將改寫人類文明的數位時代，法律的存在從來不是為了阻止科技向前，而是為了替整體社會畫出一條安全底線。唯有在保障公民權利與民主價值的框架下，我們的科技創新，才能在這條名為未來的賽道上，安心且全速地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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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總編輯｜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劉靜怡特聘教授；責任編輯｜王喆宣、洪孟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