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冠病毒到禽流感，潛伏於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傳染病，始終是公共衛生的一大挑戰。隨著全球化與氣候變遷，這些「人畜共通傳染疾病」似乎變得更加頻繁、更加複雜⋯⋯究竟是什麼原因，讓病毒能在不同物種間被傳遞著？又，如何才能走出「動物傳人、人傳動物」的無限循環？
&nbsp;
本文專訪國立成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特聘教授王貞仁，將從過往歷史出發，一窺人畜共通傳染病多樣化的宿主，並深入探索病毒演化的機制！
&nbsp;
歷史上「人畜共通」的傳染疾病與宿主
人和動物之間，也能相互傳染疾病嗎？答案是有，而且我們都不陌生。這種疾病被稱作「人畜共通傳染疾病」（zoonotic diseases），可以透過細菌、病毒、寄生蟲或真菌，在不同的宿主間進行傳播。
&nbsp;
首先，禽類是我們最熟悉的人畜共通傳染疾病之源。「雞、鴨、鵝等家禽類是 H5N1、H7N9 等禽流感病毒的共通宿主，而病毒就可能透過呼吸道、直接接觸或食用受污染產品，進而傳染給人類。」王貞仁教授也提到不同於家禽的途徑：「像野鳥是西尼羅河病毒的宿主，但卻透過蚊子作為媒介。」
&nbsp;
當然也不能忽略每年夏天流行登革病毒的始作俑者——蚊子。蚊子和蜱這類節肢動物，同樣在這類傳染病的傳播上扮演重要角色。「除了登革病毒，蚊子攜帶並傳播的病毒包含茲卡病毒、黃熱病和屈公熱病毒等疾病，而蜱則是萊姆病、Q 熱、巴貝斯蟲病和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等病原體的傳播者。」
&nbsp;
至於距離我們比較近的焦點病毒——SARS-CoV-2——在最初便被認為很可能是從蝙蝠開始傳播的。「蝙蝠是多種致命病毒的自然宿主，包括伊波拉病毒、馬爾堡病毒、亨德拉病毒、立百病毒。」除了蝙蝠外，其他哺乳類動物也可能成為這類疾病的集散地。王貞仁教授一一列舉：「黑猩猩是人類後天免疫不全病毒（HIV）的源頭之一。狗、浣熊和狐狸則是狂犬病病毒的常見宿主，近年臺灣狂犬病毒感染動物則以鼬獾為主。」
&nbsp;
這些曾造成全球大流行的病毒，其宿主所跨物種之多，讓人更加好奇：究竟人與畜之間的傳染疾病是如何共通的？
<div class="py-6">
<div class="jsx-3968805167 flex justify-center -mx-2">
<div class="jsx-3968805167 px-2">
<div class="jsx-3968805167 relative overflow-hidden"><img decoding="async" class="jsx-3968805167" src="https://www.charmingscitech.nat.gov.tw/backend/wp-content/uploads/2024/09/10-1_670x460.jpg" />
<div class="jsx-3968805167 absolute w-full left-0 bottom-0 p-4 text-white text-[13px]" style="background: rgba(0, 0, 0, 0.66); display: block; line-height: normal;">病媒蚊所挾帶的登革病毒，可謂最為人所知的人畜共通疾病之一。</div>
</div>
</div>
</div>
</div>
病毒如何在人類與動物之間穿梭自如？
簡單來說，人畜共通傳染疾病通常會歷經「接觸宿主、感染與複製、傳染至其他個體」三大階段，當病毒接觸到新宿主後，也必須在其免疫系統做出反應前完成感染過程。這些入侵人體進而引發疾病的病原體，能夠在動物宿主中長期存在、繁殖，而且宿主本身並不會表現明顯的疾病症狀。對此王貞仁解釋：「它們之所以能跨物種傳播甚至感染人類，可能與病毒基因組的突變或重組有關。」
&nbsp;
病毒之所以能演進至此，「抗原微變」（antigen drift）與「抗原移型」（antigen shift）兩大關鍵機制功不可沒。
&nbsp;
所謂的抗原微變，是指病毒基因發生較小但持續的變異，可能使病毒表面抗原的結構發生變化；這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變異，隨著時間累積，也會降低宿主對病毒的免疫反應。
&nbsp;
相比之下，抗原移型則是劇烈的基因組變異過程。「當不同病毒株在宿主細胞內感染，可能導致基因重配（reassortment），從而產生全新的病毒株。」王貞仁教授進一步說明：「若不同的流感病毒株同時感染宿主細胞，這些病毒的 RNA 片段就可以進行重組，產生全新抗原性的病毒株。」也因為宿主對重配後的新病毒株缺乏「認識」、難辨別並加以清除，使得病毒快速傳播。歷史上，像是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1957 年的亞洲流感、1968 年的香港流感，2009 年的 H1N1 新型流感以及 2013 年的 H7N9 流感，這些疾病之所以大流行並導致感染和死亡，便是拜抗原移型所賜。歷史總是不斷重演，我們也在 SARS-CoV-2 的傳播中，看見抗原微變及抗原移型的機制穿梭其中。
&nbsp;
除了病毒本身的變異，人類的經濟行為也促使病毒走上人畜共通的道路。「這些因素讓人類與野生動物的接觸機會增加，變相提高病毒從自然環境及相關宿主傳播至人類社會的可能性。」王貞仁教授也不忘提及仿若昨日的報復性旅遊熱潮：「國際旅行與全球化，更加速了病原的傳播與擴散，COVID-19 疫情就是最好的例子。」氣候變遷帶來的效應同樣不容小覷。「蚊子和蜱等媒介的分布範圍因此發生改變，可能進一步影響登革病毒、茲卡病毒等疾病的傳播及分布的地理位置。」足見病毒在不斷變動的世界下適應、演化，跨物種感染早已不是什麼大新聞，病毒的傳播力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會越來越強⋯⋯
<div class="py-6">
<div class="jsx-3968805167 flex justify-center -mx-2">
<div class="jsx-3968805167 px-2">
<div class="jsx-3968805167 relative overflow-hidden"><img decoding="async" class="jsx-3968805167" src="https://www.charmingscitech.nat.gov.tw/backend/wp-content/uploads/2024/09/10-2_670x460.jpg" />
<div class="jsx-3968805167 absolute w-full left-0 bottom-0 p-4 text-white text-[13px]" style="background: rgba(0, 0, 0, 0.66); display: block; line-height: normal;">經歷抗原微變及抗原移型，SARS-CoV-2 病毒也早已衍生出許多變異株。</div>
</div>
</div>
</div>
</div>
打破「從動物到人再回到動物」的循環
我們在討論人畜共通傳染疾病時，往往關注的是病毒「從動物傳染給人類」的過程。王貞仁教授提醒，「病毒確實可以再從人類傳播回動物身上」，這種現象被稱作「反向人畜共通傳染病」（reverse zoonosis）。
&nbsp;
此類雙向傳播，使得公共衛生問題更顯複雜。王貞仁教授進一步剖析：「當病毒從人類傳回動物後，在動物宿主中繁殖時，又可能再發生新的變異重回人類社會，進而提升感染風險。」如今，SARS-CoV-2 病毒已被證實，可從人類傳播給貓狗等寵物，連獅子、白尾鹿、穿山甲、鼬類等野生動物也無法倖免於難，「貂群的大規模感染甚至引發病毒變異、反過來影響人類」。不僅是 SARS-CoV-2，「流感病毒同樣有從人類傳播給豬、馬和鳥類的現象發生」。
&nbsp;
病毒在動物與人類之間的旅行，使得基因組變異乃至重組層出不窮。面對隨時可能迸發的新病毒突變株，竭力預防就顯得相當重要。王貞仁教授對此給出建議：「在人類與動物密切接觸的場所，應建構監測及感染管控方針，以防止病毒的傳播。」除此之外，衛教活動也要持續進行，以期大眾提升防疫意識、降低與動物接觸，同時也加強對寵物和動物的健康管理。
&nbsp;
預見未來：潛在新興傳染病VS可能再現的歷史病毒
儘管新冠病毒危機暫時緩和下來，王貞仁教授提醒，還是要多留意「造成冠狀病毒屬（Coronaviruses）SARS-CoV 和 SARS-CoV-2 大流行的動物宿主，牠們體內的未知冠狀病毒，或許也會再傳播至人類社會。」
&nbsp;
除此之外，也不能忽視其他埋伏在側的新興傳染疾病。王貞仁教授語重心長地表示，這些傳染病具有潛在威脅，尤其是具有跨物種傳播能力的類型。其中，像是「亨尼帕病毒屬，包括亨德拉病毒和立百病毒，主要透過蝙蝠將病毒傳播給動物和人類，這些都是蝙蝠可能傳播的高致命性病毒」。至於波那病毒屬，其感染可引起中樞神經系統疾病，「雖然目前尚不清楚其在人群中的傳播能力，但潛在威脅亦不容忽視」。
&nbsp;
面對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的威脅，王貞仁教授也表示她的另一個擔憂：「目前為止，很多病毒我們仍缺乏有效的抗病毒藥物及疫苗。」因此她認為，唯有回頭強化全球公衛的合作及研究、整合臨床和基礎研究的相關資訊，從而層層爬梳病毒的解方，建立綿密的人畜共通傳染疾病監測系統，早期防範因應，才是面對這類未知感染最現實的應對之道。
&nbsp;
（客座總編輯｜國立臺灣大學副校長張上淳；研究顧問團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特聘教授王貞仁；責任編輯｜曹盛威、趙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