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的 Netflix 在國外會突然跳區不能看？」這看似只是一個令人懊惱的旅遊小插曲，但其背後所衍生的問題，卻是各國地緣政治家最核心的戰略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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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美國東北大學研究團隊分析了多家熱門國際旅遊 eSIM 後發現，有部分旅遊 eSIM 會將使用者的流量繞經特定政治敏感區域，必須透過香港（或中國）的網路節點傳輸，最主要原因是該方案採用了中資電信商，如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的跨國漫遊服務。雖然你在臺灣購買且在日本、歐洲等地使用，但是封包會先送回香港的主機，再連上當地的電信網路。這樣的路由安排，可能造成 IP 位置判定錯誤，因此導致服務跳區，使軟體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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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問題絕不僅是單純的「為什麼我的 Netflix 不能看」而已。當你的訊息、登入憑證甚至個人資料，穿過另一個國家的網路基礎設施時，這早已不只是個人隱私與憑證是否會被保存或利用的問題。當其所涉及的數據，從個人的休閒追劇，上升到企業營運、醫療紀錄與金融交易的巨量資料層級時，資料在跨境流動的過程中，該由誰來保護？到底誰有權存取？誰又有權要求交出資料？這條看不見的數位邊界，早已演變成國家主權與執法管轄權的博弈，這正是數位時代「資料主權」（Data Sovereignty）的核心問題之一：這條看不見的邊界線，究竟應該怎麼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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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有自由流動過嗎？
資料主權並不是 AI 時代才出現的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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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林勤富指出，國際社會很早就意識到一件事：「資料可以流動，但不能完全沒有規則」。因此，早在 1980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就發布《隱私保護與個人資料跨境流動指導原則》，試圖為個人資料的跨境流動建立一套共同規範。接下來的數十年，隨著網路發展和 AI 模型訓練的需求，各國在討論是否要求「資料在地化」（將資料留在國內）時，逐漸分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核心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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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一是關於產業政策的資源想像。如果法律要求資料留在國內，雲端業者、資料中心與相關服務就必須在本地設點，進一步帶動投資、就業與技術升級。這是一種把資料視為產業資源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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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二是關於司法管轄的問責考量。當資料儲存在境外，一旦本國發生金融詐欺、網路犯罪、恐怖活動或國安案件，執法機關往往必須透過跨國司法互助，才能取得相關證據。這個程序冗長而困難，也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即使許多國家在一般商業資料上支持自由流動，但是仍會嚴格要求金融、健康、政府等敏感資料必須留在本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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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管理大學副教授劉漢威認為，企圖把資料與產業利益綁在一起的「產業政策思維」，在實務上往往不夠穩固，因為跨國企業在選擇資料中心落腳處時，主要考量往往是電力供應是否穩定、網路基礎建設是否完備、地理位置是否合適，以及法規環境是否可預期。如果缺乏這些實體環境條件作為後盾，光是想運用法律規定把資料跟產業綁在一起，反而可能讓企業卻步，連原本預定的投資也一起被推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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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司法管轄與國家安全」才是資料主權最真實的戰場，也代表一個國家能不能有效執法、保護公民，甚至維持國家安全的問題，於是，不同國家開始走出不同的資料治理路線。
1. 歐盟（基本人權路線）：把資料保護視為基本人權的延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對個資出境設下嚴格門檻。
2. 美國（商業自由路線）：將資料視為創新工具以及市場資產，主張資料越能自由流動，市場越有效率，企業越能創新，因此反對國家在資料流動上多築牆。
3. 中國（國家安全路線）：將資料牢牢綁在國家安全的框架下，強調主權與政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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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條路線各有立場，也構成了今天全球資料治理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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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邊界：從「守住資料」走向控制「AI 技術堆疊」
劉漢威教授指出，傳統那種「用法律限制資料不出境」的防守思維，在生成式 AI 鋪天蓋地而來的當前時代裡，瞬間面臨極限。在 AI 時代，資料不再只是靜態的隱私檔案，而是驅動強大算力的「戰略燃料」。這正是全球數位邊界從單純的「資料治理」，全面轉向「AI 技術堆疊（Tech Stack）全面控制」的根本原因。現代數位邊界早已超越了實體地圖，而是由下而上，在以下四個核心層次築起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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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算晶片層：這是整體技術堆疊的最底層硬體，也就是高階運算晶片和記憶體。例如 2025 年，為了限制中國的 AI 發展，川普政府加嚴出口管制，禁止輝達 H20 晶片銷往中國；中國則擔心依賴美國晶片，加速推動本土研發。本質上就是透過掌控硬體製造力來畫出數位疆界，防止關鍵算力流入競爭對手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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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礎架構層：各國一方面推動主權雲與本地資料中心計畫，要求重要資料必須存放在本國境內、由本國企業管理，避免落入外國司法管轄；另一方面，海底電纜的鋪設路線與所有權，也越來越常被放進國安審查，像是美國就曾以國安理由阻止連接美國與香港的太平洋海底電纜網路（PLCN）的部分路線啟用。透過實體資料與運輸設施的布局，決定了全球資料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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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層：各國劃定資料邊界的方式，並不只是單向封閉，也包括策略性的開放。例如，中國近年推動跨境資料流通試點，透過負面清單與自由貿易區豁免，在特定條件下放寬資料出境限制。這麼做的目的，除為爭取加入 CPTPP 等貿易協議預作準備外，也希望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鬆綁制度；藉此引導其他國家對資料跨境流動採取開放的做法，進而幫助自身的 AI 企業在中國國內發展與全球布局。也就是說，AI 時代的資料邊界，是用「開放」當成談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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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型、應用平台與治理層：在法律與制度上，不只是決定誰可以存取資料、資料應該儲存在哪裡，或是哪一個國家擁有法律管轄權。更重要的是，誰能建立一套被市場接受的 AI 治理規則，就能爭奪下一輪數位秩序的制定權。歐盟過去透過 GDPR 影響全球個資保護規範，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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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過去讓歐盟無往不利的「布魯塞爾效應」，在 AI 領域是否還能續寫神話？國際上正掀起激烈的辯論。畢竟，AI 的競爭本質高度依賴晶片算力、資料中心與資料，如果缺乏底層半導體優勢或龐大本土市場的實體支撐，單憑法規高築，恐怕難以實質型塑全球的技術走向。所以，企業真正的考驗，此時才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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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jsx-3968805167 relative overflow-hidden"><img decoding="async" class="jsx-3968805167" src="https://www.charmingscitech.nat.gov.tw/backend/wp-content/uploads/2026/06/14-4內文圖：670x460-1.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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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主權、安全與自由流動之間尋找平衡
當各國開始用法律與地緣政治的高牆圈地、爭奪數位秩序時，過去「先讓服務全球化，再回頭遵循在地法要求」的思維，恐怕已經行不通。在數位邊界的概念下，法規自始並決定了系統該怎麼設計。為了符合不同國家的資料規範，許多跨國企業開始採取區域化部署與多雲架構的經營模式，同時使用多家不同跨國雲端運算服務，從一開始就把中國、歐盟與美國的系統分開管理，在不同的政治領地中，建立獨立的數位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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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劉漢威教授提醒，這種技術上的分區隔離，並不一定能真正化解地緣政治的衝突。其中，TikTok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為了回應美國的國安疑慮，TikTok 推動「德州計畫」（Project Texas），將美國用戶資料遷移到本地伺服器，並交由美國本土科技巨頭甲骨文（Oracle）協助監督。這套方案試圖用技術隔離的手法換取政治信任，然而，這套方案最終仍未能阻止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推動強制出售或禁用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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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 AI 的撤回交易案，則具體展現了中國在數位主權上的拉扯：這家由中國工程師創辦、後來以新加坡作為對外營運節點的 AI 公司，原本試圖透過境外架構進入全球市場。但是，當美國科技巨頭 Meta 計畫收購 Manus 時，中國監管部門卻以「國家安全」與「戰略科技資產外流」為由介入，硬生生地要求該公司撤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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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案例所說明的是，在地緣政治壓力下，「法規遵循」已經不是唯一標準。只要一項技術、一組資料或一個平台被國家視為戰略資產，由廣泛「國家安全」考量所驅動的政治判斷，仍可能凌駕於多數的技術層面的考量之上。林勤富教授表示，面對這種政治凌駕技術的僵局，目前國際上也還沒有找到任何具有共識的解方。企業只能在不同制度之間切割系統、降低風險，盡量讓自己不要被單一司法管轄或政治衝突徹底套牢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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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容身之地？
在全新成形的 AI 技術堆疊四層邊界中，臺灣正處於一個極其獨特且敏感的關鍵座標上。在四層數位邊界裡，臺灣手握最底層的半導體實力，是各國重要的供應鏈；可是，越往技術堆疊的上層游移，到了規則層與治理層，臺灣的法規影響力和市場籌碼就越顯得薄弱，很難像歐盟那樣靠 GDPR 把自己的標準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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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威教授認為，臺灣當前所面臨的挑戰，與跨國企業所面臨的夾縫困境，極為相似。在高度依賴全球半導體經濟的同時，我們正身處美中科技競爭的暴風眼。當兩套不相容的 AI 技術堆疊與數位疆界逐漸成形，臺灣必須思考，如何在被深度整合進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同時，靈活維持自身的戰略自主性與國家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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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勤富教授則強調法規體制與系統問責。臺灣對數位主權與資料保護的討論，過去多半偏向被動防禦，像是防範境外威脅、抵禦認知作戰、避免資料外流。但是，臺灣不能一直停留在防守階段。更重要的是主動建構，把「經濟安全、數位治理、資料保護與 AI 發展」放進同一個戰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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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在國家安全、經濟安全與科技安全之間，清晰定義出屬於臺灣的三角交錯規範與治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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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總編輯｜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劉靜怡特聘教授；研究顧問團隊｜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林勤富、新加坡管理大學副教授劉漢威；責任編輯｜王喆宣、洪孟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