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在2022年3月30日提出「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並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更名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以下簡稱氣候法），做為淨零轉型的關鍵法制基礎（修正草案尚在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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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2030年排碳量相較1990年減少55%的目標，歐盟在2021年7月提出「Fit for 55」包裹法律草案，其中備受各國關注的是「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根據草案內容，CBAM將自2023年起對高碳排產品進行碳盤查，並於2026年要求部分進口產品購買碳權憑證，以防止碳洩漏<a href="#_ftn1" name="_ftnref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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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李堅明指出，「CBAM是全球在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趨勢下所建立出來的經貿政策碳中和化，除歐盟外，美國、日本等也研議跟進，國際間採取貿易方式，以因應碳洩漏風險儼然已勢在必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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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淨零轉型兩大關鍵：電力排碳係數、碳費機制</h2>
隨著歐盟CBAM即將上路，對臺灣有哪些影響？政府及企業該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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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堅明副院長直接點出問題關鍵，對企業來說，未來排碳都會反映在成本上，可透過節能或碳足跡管理來降低碳排放量，但有個部分是廠商沒辦法控制的，就是「電力排碳係數」（每單位發電量產生的碳排量）。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的最新數據，2020年臺灣每一度電會產生0.502碳排放量，不僅高於南韓、日本及新加坡等亞洲國家，更是法國的10倍，就會對企業造成高額的成本；在各國都努力脫碳的情況下，如果在臺灣生產的成本更高，就會導致兩種結果，一是國際客戶的訂單轉移，另一是廠商外移到電力排碳係數低的國家，將形成產業空洞化危機。而電力排碳係數和電力結構有關，如何在提升再生能源比例與穩定供電之間取得平衡，政府應提供完整的淨零路徑圖規劃，而且要能夠落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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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周桂田教授指出，臺灣為出口導向的經濟體，為減低CBAM所衍生的貿易障礙對產業的衝擊，氣候法第27條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參考國際經貿情勢公告高碳含量之進口產品，對輸入業者徵收碳費。」金管會也宣布從2023年起，分階段推動全體上市櫃公司於2027年完成碳盤查、2029年完成查證。在企業端，除了要加快數位化腳步，以掌握碳排放情形，也可透過開發高值化綠色產品、改善製程節能減碳或購買綠電，加速低碳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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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蕭代基認為，CBAM將讓臺灣產業界真正面臨碳定價，歐盟很明確在2026年開始徵收，在2023至2025年的過渡期，規範產品進口商不必購買CBAM憑證，但必須每季申報產品的隱含溫室氣體排放量，包括直接與間接（電力消費）排放，就使得產業開始要做產品的碳足跡盤查，同時不再反對政府課徵碳稅或碳費，因為在國內繳納的碳費可以抵減歐盟要徵收的碳邊境稅。不過，《氣候法》雖已納入碳費機制，但具體費率尚未定案，若訂得太低，難以達到減量效果，也無法抵減很多歐盟碳邊境稅，未來碳費機制如何落實、費率如何訂定，是各界關注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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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落實「汙染者付費」，採行總量排放交易制度</h2>
隨著越來越多政府宣布淨零排放的目標，也有越來越多碳定價政策出現，所謂碳定價，就是為二氧化碳制定一個價格，做為計價單位，碳定價的基本精神就是「汙染者付費」，因為要付費，所以會產生經濟誘因，讓汙染者減少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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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報告，2021年全球有64個碳定價機制，蕭代基研究員指出，碳定價可分為幾種類型，包括碳稅、碳交易、CBAM、除碳費，前兩者的實施對象是國內溫室氣體排放源、依照排放量來課徵；CBAM是對國外進口商、根據產品的隱含排放量徵收，我國《氣候法》草案已納入CBAM；除碳費，也就是自大氣中移除溫室氣體的經濟誘因，碳移除方式包括促進生物質吸收（如新植造林、土壤碳吸存）、自然界無機化學反應（如促進風化作用、海洋鹼度平衡）及自大氣中使用工程技術移除（如碳捕捉和封存、低碳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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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是《京都議定書》為促進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採用的市場機制，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抵換交易」（credit trading），另一種是「排放交易」（allowance trading）。排放交易的對象為許可排放量（碳權），也就是政府先發給企業一個年許可排放量權證，並允許自由交易，交易前不需要政府許可，只需於每年年底申報當年實際排放量不高於擁有的碳權，由政府進行抽查，若申報不實就重罰；歐盟排放交易制度（EU ETS）、美國加州的碳排放限額交易計畫都是採取此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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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換交易的對象為排放抵換證，也就是企業的實際年排放量低於基線排放量（未做減量措施之前的排放量）或年許可排放量的差，每一筆排放抵換證皆需經驗證，才能進行交易。蕭代基研究員進一步指出，通常採取這種做法時，年許可排放量會低於廠商的基線排放量，以達到減量目的，但政府很難確定基線排放量，廠商有誇大、造假的誘因，藉此拿到更多的抵換證，因此每一筆排放抵換都需要經過驗證，使得交易成本提高；例如臺灣的溫室氣體減量先期專案、溫室氣體抵換專案，以及氣候法採行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措施，都是抵換交易，他建議，臺灣溫室氣體減量對策應該採取排放交易制度，而不是抵換交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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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先碳費後碳稅，以大帶小、提升國際碳競爭力</h2>
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在2021年發布一份「2050年淨零排放：全球能源行業路徑圖」，分析低碳技術的發展、對經濟和能源產業等影響，希望有助各國制定能源相關政策。李堅明副院長歸納目前先進國家主要有4個解方，其一是市場基礎的解方，就是用碳定價、碳稅、碳費或碳交易制度；其二是透過市場的解方來創造誘因，如果排碳就要付出成本，減碳就有低碳的紅利，用以激勵企業研發諸如綠能、氫能、儲能等前瞻技術，但碳定價要夠高，才能及早將技術商業化；其三是自然為本，也就是利用森林、海洋、土壤等大自然來吸收、儲存及累積碳匯，再透過碳權或碳定價的方式，發揮碳匯功能；其四就是行為的改變，利用行為科學，讓消費者行為產生改變，例如在商品標示出產品的碳足跡、鼓勵消費者選擇低碳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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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氣候法草案內容，臺灣將採取碳費機制，周桂田教授認為，「碳費可行但不足，應與碳稅機制配套，進行社會財務再分配，有助產業與能源轉型。」蕭代基研究員也認為，「短期應以碳稅為減量工具，建立全民排碳要付費的觀念，長期以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搭配碳稅。」李堅明副院長則建議可參考歐盟的做法，「對大排放源採取總量交易制度，對小排放源收取能源稅或碳稅，不僅能產生減碳誘因，也符合政府強調的以大帶小，由大企業帶協力廠商一起減碳，提供在國際上的碳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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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總編輯｜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許晃雄教授；研究顧問團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陳永明組長、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周桂田教授、國泰金控 程淑芬投資長、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林子倫教授；責任編輯｜梁孟娟、趙守予）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的最新數據，2020年臺灣每一度電會產生0.502碳排放量，不僅高於南韓、日本及新加坡等亞洲國家，更是法國的10倍，就會對企業造成高額的成本。

隨著越來越多政府宣布淨零排放的目標，也有越來越多碳定價政策出現。碳定價的基本精神就是「汙染者付費」，因為要付費，所以會產生經濟誘因，讓汙染者減少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