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國慶連假前夕，國內曾出現一款標榜繁體中文的大型語言模型，吸引許多人興沖沖地測試。然而，當使用者在鍵盤上敲下「請問中華民國的國慶日是哪一天？」時，螢幕上出現的回覆竟是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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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探究才發現，原來這款大型繁體語言模型，其實是使用了中國的基礎模型，僅套用了簡單的簡體轉繁體而已。針對這類現象，中央研究院資創中心研究員李育杰直言：「因為那個大型語言模型的『腦子』本質上是中國訓練出來的，當你去問國慶日的時候，自然就會得到這種違和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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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文化與資訊不對稱事件，不僅僅是發生在政治敏感議題上，更可能充斥在我們的日常對話中。中央研究院資訊所研究員陳伶志舉了一個讓臺灣人非常有感的例子：「當我們點一碗牛肉湯麵時，臺灣人都知道裡面不會有牛肉，但國外早期的語言模型卻無法理解這種在地語境，甚至會煞有其事地跟你討論牛肉的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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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看似截然不同的情境，其實共同指向一個嚴肅的國安與治理命題：在人工智慧席捲全球的時代，倘若我們過度依賴外國研發的大型語言模型，失去的將不只是精準的資訊，更是文化解釋權。面對這股浪潮，主權 AI（Sovereign AI）的建立，不僅是為了捍衛文化認同，更是確保數位時代政府治理品質、防止數位殖民，以及落實公民賦權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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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能依賴外國研發的語言模型？
放眼全球，發展主權 AI 早已不是單一國家的焦慮，而是國際社會的共識。李育杰研究員舉例，2024 年初，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在杜拜的 AI 高峰會上便公開呼籲，各國都應該擁有自己的主權 AI，這不僅是為了掌握未來的經濟潛力，更是為了保護專屬於當地的文化與歷史。陳伶志研究員也觀察到，從新加坡、日本，到英語系的英國，甚至是擁有多種方言的印度，世界各國都在積極打造專屬的在地語言模型與評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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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之所以爭相投入，是因為大型語言模型在訓練過程中，事實上已經內化了特定的知識體系、文化意涵與價值判斷。李育杰研究員強調，AI 產出的內容，反映的正是餵養它的資料所蘊涵的意識型態。如果不建立專屬的模型，那麼各國的在地文化與價值觀就會在無形中被外國科技巨頭的模型所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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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皆面臨文化解釋權挑戰的背景下，臺灣追求主權 AI 的急迫性更甚於其他國家。陳伶志研究員語重心長地指出，臺灣面對的數位環境極具挑戰，因為我們與對臺灣最具敵意的國家使用相同的語言。正因語言互通，中國的意識型態與用語，能夠輕易地透過抖音、小紅書，甚至是 YouTube 上大量由 AI 產製的影音滲透進臺灣的生活場域。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比過去的數位時代來得更深、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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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文化與知識體系的偏移，不僅發生在影音娛樂中，更深植於模型的底層邏輯裡。李育杰研究員常在演講中用他講授線性代數的經驗作為例子：「在臺灣的數學體系中，矩陣的直向稱為行，橫向稱為列；然而在中國的體系裡，直向是列，橫向才是行。」如果臺灣的學生依賴沒有經過在地化校準的外部模型，不僅會造成學習上的雞同鴨講，更可能在無形中被置換了知識體系與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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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性的數位殖民風險與臺灣特殊的地緣政治壓力，我們對於繁體中文語料庫與在地資料的建構，不能只停留在單純的資料收集。兩位專家有志一同表示，我們必須將其視為數位資產的防禦機制，讓 AI 模型成為守護在地知識體系與民主價值的第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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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jsx-3968805167 absolute w-full left-0 bottom-0 p-4 text-white text-[13px]" style="background: rgba(0, 0, 0, 0.66); display: block; line-height: normal;">如果我們過分仰賴外國的大型語言模型，不只無法取得最在地化的資訊，還容易被誤導、產生錯誤認知。</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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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民主底線與在地文化：打造可信任 AI
既然外部模型充滿了文化與價值的偏移，我們也明白打造主權 AI 的重要性，那麼現階段我們到底該怎麼做？李育杰研究員強調，首要之務是將我們堅守的民主價值與法治底線，透過 AI 對齊（Alignment），具體落實在模型的產出機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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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AI 對齊」，簡單來說，就是為 AI 設定一套道德與法規的把關機制與煞車系統，確保其產出的內容符合社會的安全規範與良善價值，讓 AI 的價值觀，與臺灣的民主日常「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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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臺灣當初推出 TAIDE 計畫（Trustworthy AI Dialogue Engine）的核心初衷。李育杰研究員解釋，TAIDE 名稱中的「T」代表的正是「trustworthy」（可信任的）。一個負責任的主權 AI，除了要有優良的資料基礎，更要在輸出端進行嚴格的安全管控，才能讓使用者信任。李育杰研究員曾親自測試過未經對齊的模型，發現它竟能頭頭是道地教人如何製造毒品，甚至指導如何經營色情旅館。相對地，中國的模型（如千問）則會在「六四天安門」或臺灣總統等議題上進行政治審查與提供不實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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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讓大型語言模型教導使用者製造槍枝和毒品。」李育杰研究員強調，具備這種安全管控與價值對齊能力的大型語言模型，才有資格成為國家主權 AI 的一部分。這種堅持，也是為了應對未來極可能爆發的資訊戰。陳伶志研究員也提醒，在未來的選舉中，我們勢必會面臨大量由 AI 變造的假影音，我們必須擁有價值正確、堅守底線的主權 AI 來協助防堵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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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過濾有害資訊，主權 AI 更是保存與傳承臺灣多元文化的載體。臺灣的學界正利用 TAIDE 作為開源的基礎模型，開發出各種在地語言模型。例如，臺南大學團隊成功訓練了臺語模型，並將其整合進教學機器人中，不僅能教導學童臺語，甚至能讓長輩用臺語透過 AI 即時翻譯成英文與外國人溝通；同時，陽明交大也有研發團隊投入客語模型的開發。這項技術讓原本弱勢的本土語言得以在數位時代重生，具體實踐了文化主權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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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法規應用
主權 AI 的價值不僅於文化保存，它更能解決外國模型產生的法理認知落差，進而提升公共服務的效率。在這方面，能夠理解在地法規與在地受眾的主權 AI，扮演著無可取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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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伶志研究員點出外國模型在治理上的盲點：「在法規諮詢上，我們用國外的模型，就不能確定他給我們的答案，到底是美國法律還是日本法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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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管轄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象徵，臺灣不可能期待國際大廠特別為臺灣繁複的公務系統和法規制度去客製化模型。陳伶志研究員舉例，光是公家機關日常的報帳流程，如中午便當額度、出差生活費等高度本地化的法規，在 ChatGPT 上都難以查到最正確的資訊。唯有將本土法規餵入屬於我們的主權 AI，它才能真正成為公務員日常工作的精準推手，大幅提升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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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非紅供應鏈的信任優勢
打造主權 AI 的生態系，絕非單靠政府單打獨鬥便能達成。陳伶志研究員觀察到，臺灣目前的 AI 發展正呈現一種群雄並起的健康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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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民間在主權 AI 的發展上，扮演著互補的角色。政府受限於法規與運作目的，當務之急是建置基礎資源（例如：數位部臺灣主權 AI 訓練語料庫所收集的 Token 語料庫），並開發政府專用、嚴謹且遵守法規底線的模型。相對地，民間企業沒有繁冗的法規枷鎖，則能夠將冷笑話、諧音梗等活潑的文化元素融入模型中，展現出極大的彈性。「政府不需要苛求單一模型包山包海，而是應該釋出開放資料，鼓勵民間百花齊放，淬鍊出最適合臺灣的 AI 應用。」陳伶志研究員如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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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觀的國際戰略上，主權 AI 的發展也會牽動臺灣在非紅供應鏈中的地位。陳伶志研究員分析，臺灣在非紅供應鏈中享有天然的「信任感與透明度」。在國防與高敏感領域，主權 AI 讓我們對模型保有百分之百的控制權與可解釋性，避免引入外國黑盒子模型時所帶來敵我難辨的致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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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符合臺灣在地價值的 AI 發展標準
依賴外國科技巨頭提供的現成模型固然方便，且單一國家確實難以企及大廠的算力規模；然而，主權 AI 才是臺灣安身立命的核心。正如李育杰研究員所言，主權 AI 就像是我們自己掌握的核心能力，有了這份基礎，我們就能根據不同產業的需求，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專屬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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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不需要去跟國外頂尖大廠進行無謂的算力軍備競賽，而是要透過主權 AI 的建置，建立一個價值純正、堅守民主與文化底線的在地標準。唯有自己畫出底線，才不會被極權或商業利益的力量所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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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總編輯｜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劉靜怡特聘教授；研究顧問團隊｜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暨中研院資創中心研究員李育杰、中央研究院資訊所研究員陳伶志；責任編輯｜王喆宣、洪孟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