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1）年5月3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太空發展法》，劃下了臺灣太空產業代表性的里程碑。政府也宣布，太空產業將成為臺灣「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中的關鍵項目，誓言要打進全球產業鏈。從1991年開始，臺灣啟動了太空長程發展計畫，在尚無相關法制的環境下，陸續發送衛星上太空。隨著民間火箭研發技術提升以及國際太空競爭漸趨激烈，制訂太空法規的需求愈發迫切。而在《太空發展法》通過之後，除了解決過去太空產業發展的合法性問題，更成為臺灣下階段太空技術發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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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沒有專法照樣上太空　為何需要《太空發展法》</h2>
過去臺灣的太空活動，多屬於「任務型」的科研計畫，未達到商業化的規模。但隨著相關技術的提升，官方和民間企業都漸漸具備了參與太空產業的能量，因此更需要訂定法律來確立太空發展的目的、目標、政府政策、專屬機構、運作機制等。國防大學荊元宙教授舉例，去（2020）年尚未通過《太空發展法》的時候，來自民間的晉陞科技公司，原想在臺東發射火箭，但礙於居民抗議、土地法規等原因，最終只能移往澳洲進行發射。顯見臺灣急需彌補無法可循的缺失，讓有意願發展太空科技的企業或組織，有個可以依循的法制，不要讓太空活動落入三不管的灰色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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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推動法制化的原因，則來自全球競爭的壓力。近幾年，隨著技術成本降低，投入太空產業的國家激增，各國都在搶食太空大餅。荊元宙教授表示：「現在全世界已經有60到70個國家擁有自己操作的衛星。這20年來的環境，跟上個世紀已經完全不同了！」長期研究太空政策的比利時根特大學國際研究所廖立文博士，同樣提到：「2010年代，是全球太空活動民主化、全球化、普及化的重要10年。」過去，太空技術掌握在美蘇兩大陣營手中，然而，雙方都面臨缺乏經費維護太空系統的壓力，開始將技術和產品移轉、販賣給其他中小型國家，促成現在的太空產業鏈。廖立文博士認為，現在發展太空已是世界潮流，臺灣不能置身事外，否則就要落人之後。因此在這個時間點制定《太空發展法》，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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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代，是全球太空活動民主化、全球化、普及化的重要10年。
比利時根特大學國際研究所廖立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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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從零開始　制定臺灣專屬的太空法</h2>
2014年，國家太空中心召集學者，著手針對各國太空法規進行研究，希望能打造臺灣的太空專法。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同時也是研擬《太空發展法》草案的黃居正教授表示，法案的第一個原則，就是要遵循《國際太空法》的精神。《國際太空法》的起源，必須追溯到冷戰時期。1957年，蘇聯發射了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1號（Sputnik 1），而他們的成功不只引起美國的高度警戒，也開啟往後數十年美蘇兩國的太空軍備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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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太空淪為軍事戰場，聯合國陸續擬定了多項太空條約，來保護人類最後的淨土。這些條約，也就慢慢成為我們現在所稱的《國際太空法》。其中包含了5大公約，分別是外太空公約（1967）、營救協定（1968）、責任協定（1972）、登記公約（1975）以及月球協定（1979）。這些公約的精神，多圍繞在「和平使用太空」的共識上，像是任何國家皆可以平等使用太空、不得在太空宣示主權、也不得進行任何軍事活動等等。到了今日，《國際太空法》已經成為多數太空國家必須遵守的原則，即便非締約國亦是如此。因此臺灣向《國際太空法》進行宣誓，未來才較有機會拿到國際太空組織的敲門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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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盤點優勢　找尋太空產業定位</h2>
制定太空法的另一個重點，是透過國內法律和規範的制度面，進行「確認內部優勢」，認清臺灣在國際太空產業鏈中的定位。尤其我們並非美國、俄羅斯這種發展多年的太空霸權，也不是歐盟、日本這種有能力投射高軌道衛星的太空國家，更需找到自身獨特的優勢，才能在全球太空產業競爭中脫穎而出。以泰國為例，就太空科技來說並非領先國家，然而泰國卻利用其幅員廣大的特性，專注於衛星遙測資訊的接收及再處理技術，在國際太空產業中分到一杯羹。臺灣擁有健全的軟硬體產業鏈和研發能力，未來在微機電技術、小型化火箭以及低軌道衛星的投射等，都是值得投入的項目。重點是，制度要配合自身的科研能力，參考發展程度相近的國家，設計出適合的法規，才能讓優勢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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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新法推動改革　太空活動邁入新階段</h2>
在《太空發展法》中，揭示了太空活動的主管機關為科技部。同時也參考日本的《宇宙基本法》，將國家太空中心的地位提升，改為科技部直屬管理的「專責法人」，希望能增加政府內部溝通的效率。在從事太空活動時，常常需要多個機關互相協調。黃居正教授舉例：「今天要進行太空火箭的活動，發射的場域，必須跟地方政府或是軍方協調；發射的空域，必須跟民航局協調；發射後的殘骸若掉落在水面，必須跟漁業署協調；而發射場所的管制，也要跟內政部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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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火箭投射活動，沒有各部會的配合就無法順利執行。然而，過去的國家太空中心僅僅是國研院底下的研究機構，要跟政府第一線的部會協調具有一定困難度。這次的組織改革，就是希望能幫助未來跨部會溝通更加順暢。而在《太空發展法》通過之後，另外4個子法也已經準備接力，分別是《發射載具及太空載具登錄作業辦法》、《發射載具發射許可辦法》、《發射場域選址設置營運管理補償及回饋辦法》及《民間太空載具資訊提供補償辦法》，希望能解決過去找不到發射場域等問題。當這些法案完成後，臺灣也將開始規劃投射活動、布署低軌道衛星等任務，進入全新的太空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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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太空強權夾擊　臺灣如何找到切入點</h2>
然而，臺灣也必須正視一個問題：國際強權作為太空的先行者，已經主宰了大部分的市場和組織，未來臺灣能發展的空間恐怕會越來越萎縮。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完全沒有機會，在產業發展方面，廖立文博士認為，只要有技術互補的對象，還是能找到商機。像是歐洲太空總署雖已在歐洲進行產業分工，但內部能力參差不齊，臺灣或許有機會分就不同層次和項目跟上下游國家進行客製化互惠合作。而在國際組織方面，由於太空對主權的曖昧性，反而給臺灣開了一道門。所有在太空軌道上的載具、人造衛星，都會牽涉到運行安全、通訊標準等問題，這都需要國際組織統籌協調。然而，在「去聯合國化」的趨勢下，這些組織愈有不一定要以國家主權的身分參與的趨勢，臺灣因而有更多機會奪得話語權甚至具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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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元宙教授則點出，低軌衛星是目前的熱門領域，預計全球會有數萬顆低軌衛星進入太空，屆時太空垃圾的問題想必會變得更加嚴重。所以，臺灣應該要與國際管道合作，切入「太空環境治理」的議題，顯示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不只從事太空活動更有正當性，也更能得到國際支持。總體而言，雖然太空領域之中強權環伺，但只要我們掌握優勢，仍然能夠找到突破口，讓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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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下一個十年　太空法規的挑戰</h2>
不過，對於未來臺灣在太空相關法規的調整，也有許多學者提出不一樣的觀點。眾律國際法律事務所的范國華主持律師認為，現在的《太空發展法》是初步的法律，要帶動民間產業發展仍有困難，政府必須提供更多獎勵措施，民間才有投資太空產業的誘因。像是衛星、火箭等零組件的研發週期長、失敗風險高，應該仿照《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的模式，對於人才培訓、研究開發或投入個人資金，可以抵減所得稅等。另外，政府或許也能編列預算，幫助民間企業提升技術能力等，這些做法才能讓政策落地，實質地促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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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廖立文博士也提醒，若要進軍全球市場，一定要對國際標準深入了解。舉例來說，許多歐盟國家都有設定產品的減碳標準、碳權交易等新技術性門檻，臺灣的產品是否符合規定，法規是否有涉及這部分，都是值得預先研究和備妥應對之道的問題。從福衛一號升空後，歷經將二十餘年的跌跌撞撞，臺灣終於誕生了第一部太空法。這部《太空發展法》，承載了臺灣的太空事業負重前行。或許現在來看不盡完美，未來仍可能需要調整，但期望在各方努力之下，我們都能搭上這班火箭，一步步飛向星空，實現臺灣的太空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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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總編輯 <a href="https://www.charmingscitech.nat.gov.tw/">|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林俊良教授</a>；研究顧問團隊 |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特聘教授 苗君易、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黃楓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張元翰、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工程與科學系所長 趙吉光；責任編輯 | 段芊卉、葉于甄）

1969年7月20日尼爾．阿姆斯壯成功登陸月球。

福衛一號（原稱中華衛星一號）為臺灣發展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於1999年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發射成功，讓臺灣正式從衛星接收國變為衛星發送國。圖片來源／國家太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