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是研究人類與環境互動的重要學科，對於社會現象、行為、關係、變遷，乃至社會問題，皆在討論的範疇。運動，是一種人類文化活動，不論從運動規範、組織結構、資源分配、參與者的角色，乃至政治、社經等，都能反映出社會變遷的樣貌。透過「運動」作為切點，「運動社會學」（sociology through sport）提供我們的不同觀點，藉以了解社會結構與脈絡，以及在運動行為時所產生的互動關係，背後反映出的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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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大型國際賽事舉辦時，臺灣體壇的一舉一動備受關注。以今（2022）年2月的北京冬奧期間，臺灣代表隊的滑冰選手黃郁婷在個人Instagram社群上，一則身穿「中國隊」賽服貼文來談，這挑起兩岸之間的政治敏感神經的舉動，引起臺灣社會大眾輿論的撻伐與討論，「政治歸政治，運動歸運動」的言論，再次引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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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句咒語，光是奧運就以國家為單位運行，既然牽扯國家那就是政治，甚至是一個國際政治的舞臺。」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系教授陳子軒一語道破，運動與政治間是無法切分的關係。以烏俄戰爭來說，影響範圍除了各國以經濟制裁俄羅斯外，6月舉辦的溫布頓網球錦標賽，大會禁止俄羅斯、白俄羅斯選手參賽。運動，本身就帶有競爭意味，被視為是「無槍炮的戰爭」，因此運動員被視為國家的延伸，並在國際運動賽事上同樣遭受制裁。「這句『政治歸政治，運動歸運動』，基本是不可能在當今世界上存在的。」陳子軒教授解釋，看似運動與政治沒有關聯，但背後千絲萬縷的關係是緊密連結，代表著國家、國族乃至身分認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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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破除魔咒，運動沒有你想像的簡單</h2>
回到黃郁婷案例來談，一般大眾在運動賽場上，在臺灣與中國的政治角力與身分認同更為敏感。陳子軒教授進一步談論臺灣與中國間的微妙關係，兩岸在體壇上的民間交流其實相當密切，包括單項協會間的交流活動，或是選手間一起受訓等，如素有國民金孫的林昀儒，領他入門桌球正是中國籍教練，更多例子如臺灣許多籃球、足球選手，也長期在中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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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運動的場域來看，並不是那麼清楚地能表達雙方密切的交流。陳子軒教授認為，檯面下的互動可以是運動歸運動，一旦搬上檯面無法將運動、政治切分，「身為國家隊選手，個人認同是必須包覆在國族認同中」在運動場上敵友分界清楚，來自不同國家代表隊就是對手，很清楚地標記出複雜的身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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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境下可能產生出不同的身分認同意識，「身分界定有時候不是這麼簡單，不是說到底誰代表哪個國家，這當中還有文化的成份在裡面。」陳子軒教授進一步說明，以籃球員林書豪和戴維斯為例，父母雙方皆是臺灣人的林書豪，一直到2021年才拿到臺灣護照，反觀出生於美國洛杉磯的戴維斯，2013年便已放棄美國國籍，拿到臺灣國籍並代表臺灣出國比賽。身分認同的問題，看似簡單但實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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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賽場上的多元樣貌，職業運動發展的可能</h2>
臺灣男籃隊在世界盃資格賽中表現慘淡，出現「一出國就被打回原形」的討論，相比臺灣職籃比賽中P. LEAGUE+精彩的冠軍賽，有著天壤之別。陳子軒教授解釋，這與臺灣運動發展有很大關係，臺灣人注重國際賽事上的成績，而忽略臺灣在地發展的職業運動。從少棒起，為國爭光的印象深植人心，讓球迷產生一個錯覺是，所謂的職業運動，似乎要以國家層級的方式培養人才，才出現當職籃、職棒表現好，也希望國際賽事上應該獲得好成績的矛盾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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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臺灣職籃討論，陳子軒教授分析，從臺灣職籃來看，目前3個職業籃球聯盟在招募人才上，臺灣可能原本沒有那麼多頂尖、可被稱上職業選手的籃球人才，因此最快的方式是從國外招募，尤以歐美球員為主，放寬外籍球員上場限制。反觀國外，對於外國選手進入本地聯賽門檻寬鬆到幾乎不存在，以英超的切爾西球隊的里程碑為例，在1999年的聖誕假期排出了11個先發球員全部不是英國人。對於歐美球迷來說，職業聯賽頻率比起國際大賽來得高，甚至對於部分球迷來說，比起國家隊，可能更支持在國內聯賽的球隊。因此，大量洋將出現在賽場上，對臺灣球迷來說，是一件令人難以適應的事，也認為這是壓縮本土球員上場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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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軒教授進一步分析，臺灣對於運動想像仍以為國爭光為最高榮耀，因此「職籃那麼熱鬧，國家隊被打回原形」的論述，或是職業比賽中洋將比例過高情形也經常被拿出來討論。他認為，以長遠的發展來看，當國內職業比賽有良好發展時，才能吸引優秀、年輕人才投入，進一步提升國家隊的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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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被框架住的原住民運動參與</h2>
2020年東京奧運臺灣代表隊的68位選手中，原住民選手就有13位；其中，原住民奪牌率更是超過三成，但在臺灣總人口數中，原住民比例僅占2.5％。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林文蘭表示，在國際賽事、職棒等比賽中，以人口比例加上奪牌機率來看，臺灣媒體往往將「原住民」身分標籤錨定在特定運動表現上，冠以為國爭光的運動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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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被鼓勵從事運動參與的路徑，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非常鮮明。」林文蘭教授說道，這一條鮮明的道路，從日治時期開始，到1968年紅葉少棒至90年代職棒帶動的棒球運動風氣，都直接或間接促使原住民投入不同項目的運動參與。以棒球為例，在原住民生活地區的參與相當蓬勃。林文蘭教授指出，在90年代的臺東地區91間國小裡，資源不足情況下仍有71間國小組織少棒球，更被描繪為「用棒球寫日記」。原住民男生從小被鼓勵追求在運動場上的展現，從家族、到整個部落，甚至是來自西部球隊挖角、獎金利誘等方式，讓這些學齡學生加入西部、北部球隊打球，但這些奪牌光環背後的代價是：無法兼顧學業、持續累積的身體傷害，或限制未來職涯發展的想像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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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積極參與運動的原住民，運動真的能提供他們重塑社會地位的機會嗎？林文蘭教授分析，運動提供的只有少數成功的流動，表現優異的原住民，被拔尖納入「培育優秀原住民族學校運動人才執行計畫」。而那些無法進入運動金字塔頂端的人去哪了？除了沒辦法繼續升學，少數幸運進入職棒殿堂的球員會被看見之外，「成為職業選手之後，有辦法維繫運動生涯的第二春嗎？」例如：轉型為教練、球探或運動產業相關職業等，這部分在原住民運動員養成教育裡很少被看見，缺乏成功的角色典範；另一個可能因素來自臺灣在運動產業規模不夠成熟，可承載的職涯機會並不多；相較於漢人，原住民孩子能獲取的資源更少。林文蘭教授更進一步地追問，是什麼原因讓原住民的夢想變得狹隘？體育運動、唱歌跳舞成了禁錮原住民發展的狹窄泡泡，刻板印象加上過度參與的比例，讓原住民孩子對於未來的想像是狹小的，這必須從教育的根本出發，撐開他們對於未來的多元想像，豐富在其他領域的空間，否則就會被框在那個狹小的未來裡，甚至背離原住民文化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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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回歸教育，打造體育課的多元想像</h2>
走到教育場域裡，林文蘭教授提到，可以區分為一般生的體育課及體育班的教育。在一般生體育課又可從課程規劃與師資培訓兩個面向來討論。不論是呼應108課綱推出的學校特色、應地制宜的課程，如澎湖馬公高中的海洋文化課程，划行獨木舟來認識澎湖離島的環境與文化；或是在體育老師的培育上，能否回應學生在不同學齡階段的體育學習，或是讓具有運動專業特長的老師，能適時的發揮所長，正本清源針對體育課的課程設計，進而扭轉學生或家長對於體育運動的參與及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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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體育班的部分，教育部意識到體育班的成立容易產生功利主義的弊端，在沒有亮眼競賽成績下，導致教練無法續聘，甚至帶來體育班難以維繫，因此提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學生學習輔導措施計畫」，針對體育班學生在學習輔導上的加強，透過學校老師與教練協作，督促學生運動員的學業學習表現與術科發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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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走上運動這條路，運動員的未來在哪裡？</h2>
「臺灣的運動文化和體育運動產業成不成熟是關鍵，因為我們的體育運動產業規模不夠大，也欠缺豐富的運動文化。」林文蘭教授點出臺灣運動員面臨的困境。不論是體育班學生或是運動專項的選手，在往體育運動路徑上發展時，運動產業可以承載的職涯機會並不多。假如我們將視野定焦於奪牌的話，這也無助於整個運動產業的提升和發展。陳子軒教授則認為，必須從國家培養、國家思維做通盤性的思考各項體育運動產業的投資與規劃，需把眼界放的更廣，不單指硬體、空間上的增加調整，在運動娛樂產業上的發展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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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族主義、身分認同到原住民議題、教育現場，回到產業發展，運動作為深探社會議題的切點，在每場激烈的競賽背後，帶著不一樣的議題與反思。就如同陳子軒教授在〈運動社會學家的社交距離──守住運動批判者位置〉文末寫下：「運動社會學這領域不是個光鮮亮麗的學科，它不會帶來任何獎牌的榮耀，它甚至是隻唱反調的烏鴉，但那就是運動社會學與社會之間的批判距離，而那樣的距離，正是我們彼此緊密相依之所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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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總編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教授 相子元教授；研究顧問團隊 |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所長兼教授 黃滄海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研究講座教授兼副系主任 張育愷教授、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特聘教授 劉強教授、長庚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台灣運動醫學學會理事長 林瀛洲醫師；責任編輯 | 梁孟娟、趙守予）

對於外國選手進入本地聯賽門檻寬鬆到幾乎不存在，以英超的切爾西球隊的里程碑為例，在1999年的聖誕假期排出了11個先發球員全部不是英國人。對於歐美部分球迷來說，比起國家隊，可能更支持在國內聯賽的球隊。

在國際賽事、職棒等比賽中，以人口比例加上奪牌機率來看，臺灣媒體往往將「原住民」身分標籤錨定在特定運動表現上，冠以為國爭光的運動光環。以棒球為例，在原住民生活地區的參與相當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