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當智慧型手機、iPad、網路、社群等已成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時，各式設計與創作行動，又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當今之世，隨著技術不斷演進，將當代科技產物做跨域結合所產出的藝術作品也越來越多，公民又是如何觀看這一切？我們參與了什麼？如何參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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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20px;">跨域實驗？上世紀早已存在</span></strong></h2>
<p>科技藝術自 1970 年代起便已悄然誕生，而這些當代的技術條件，也慢慢從工具性的輔助角色直上創作思考的核心。原本線性的發展，在新工具的誕生與社群的活絡中產生質變，所有實驗與嘗試，也都開始思考與觀者互動的可能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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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粗略上以二戰為分野，若將科技藝術放在同一脈絡裡，不同時代使用不同媒材進行創作，可能也在當代藝術的範疇之中了吧!」FAB DAO（福爾摩沙藝術銀行DAO）共同創辦人黃豆泥解釋。他以 2020 年林茲藝術節(Ars Electronica Festiva)中德國藝術家西蒙・維克特（Simon Weckert）的《Google Maps Hacks》舉例。該作品如其名，正是「駭進 Google 地圖」的行動，透過 99 台放在紅色手推車裡、開啟 GPS 和 Google 地圖的手機，提醒世人資訊便捷時代下可能產生的「Bu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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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這個藝術家企圖（在地圖上）製造塞車，藉此擾動虛實。表達人類過度依賴虛擬世界的同時，也討論著數位平台和資訊社會的重新定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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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這些所謂的「新媒體藝術」，據現代藝術研究者駱麗真於〈科技藝術的發展脈絡—由國際經驗到台灣現況〉所述，源自工業革命後的未來派、達達藝術與包浩斯。無論是魯梭羅（Luigi Russolo）那充滿器械嘈雜聲的噪音藝術、杜象的倒置現成藝術品《腳踏車輪》（Roue de Bicyclette），還是位於德國杜塞道夫（Düsseldorf）的光雕刻《零群》（Groupe Zéro），都是企圖以當代技術和裝置與公眾開啟對話的範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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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而後，無論是60年代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普普藝術，還是由喬治・馬休納斯（George. Maciunas）帶起的激浪藝術（Fluxus）風格（想想那用腳踩或鐵鎚砸鋼琴的舒壓畫面），它們不只引發在美學或藝術上的討論，也巧妙揭示著消費文化、傳播媒介或現代科技與人之間的關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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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jsx-3968805167 relative overflow-hidden"><img decoding="async" class="jsx-3968805167" src="https://www.charmingscitech.nat.gov.tw/backend/wp-content/uploads/2023/12/9-1_670x460.jpg" /></p>
<div class="jsx-3968805167 absolute w-full left-0 bottom-0 p-4 text-white text-[13px]" style="background: rgba(0, 0, 0, 0.66); display: block; line-height: normal;">當科技遇上藝術創作，非專業者也能從觀看中思考、交流，破除領域的藩籬。</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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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20px;">公民如何參與科技藝術</span></strong></h2>
<p>無論前述的光電、機械裝置，還是奈米技術、生物技術或數位科技，都以不明卻深刻的樣貌和社會互動。當代技術如同政治、社會、哲學，存在諸多爭議與辯論空間。過去一、二十年間，各領域行家致力打造「讓門外漢也能思考、談論新興科技」的世界，或也因此藝術成了絕佳的溝通媒介。對此，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副教授施登騰也發表他的看法：「作品的論述性和開放性，能鼓勵不同觀點交流，且透過賦權與賦能設計從而豐富公共討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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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對整體社會負責任的研究與創新」的號召下，社會參與成了尋求均衡代表性（balanced representation）且「鑲嵌」在技術軌跡（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裡的雙向過程，為科學與社會的關係鋪平道路。不得不承認，這些具公眾訴求的創作，確實有機會讓人們從藝術裡學到些什麼，那可能是透過「參與式劇場」（participatory theatre）和科學家玩轉合成生物學、地球工程裝置和文學作品的總和，也可能是一場奈米技術展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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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柏林讀研究所的臺灣新媒體藝術家徐容，創作生涯中試圖結合跨領域知識和藝術研究，希望能實踐異質性的相遇。她開啟「對話」的方式，通常是以多重視角回應當下社會形勢，再利用物件蘊含的隱喻打造思辨場景。去（2022）年，徐容成了臺灣第一位在林茲電子藝術節互動藝術組（interactive art+）中拿下首獎金尼卡獎（Golden Nica）的藝術家。該作品的起心動念來自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實體是安裝著開源的點對點無線網路裝置的黃色雨傘。作品名稱〈Bi0film.net: Resist like bacteria〉，即是將「細菌在無統治者的前提下依然能溝通」與「公民抗爭中仰賴的通訊軟體」兩相結合的成果，除了巧妙地以雨傘結構比喻細菌與外在環境（傘面是象徵個體的生物膜，免疫系統則是極權執行者），也盼能傳達人民應「拿回通訊自主權」的理念，更充分地運用人們熟悉的場景和物件，傳遞著強而有力的公眾課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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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如此直觀的形式參與（僅需走進展間，或觀看、感受這些展品），得以幫助人們理解當代技術對生活、乃至體制的無形和複雜影響，還能在這個過程中接觸到學術工作外的受眾，進而促成「科技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Technology）。也就是說，新媒體藝術的價值並不止於觀看，伴隨群眾的思考與交流，終可能造成社會乃至時代的劇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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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這個劇變可好可壞。施登騰解釋：「要探討藝術作為行動呼籲與倡議的功能角色，也需要從更實際和批判性的角度出發。」過去亦有研究提及，當關於氣候變化的藝術作品試圖吸引大眾觀看的同時，它們通常也會過度簡化問題。「畢竟，科技藝術還是比較依賴視覺的展示，這可能淡化社會議題的深度，讓公眾流於對問題的表面理解，從而忽視更深層次的社會和政治背景。」施登騰也說明，目前的科學藝術仍側重「藝術性」的呈現與體驗，易造成資訊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或太間接，讓議題在眾多刺激和資訊裡失焦。「這必須仰賴藝術家和策展人有意識地認知，他們所創作的作品不僅是視覺展示，更是社會對話和行動的催化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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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回到藝術的角度想這件事，也是如此。雖說以科技作為媒介能跨越傳統限制，觸及更廣泛的受眾，但快速傳播也意味著「可能導致作品深度和藝術家初衷被忽視」。施登騰接著說：「科技的匿名性和無處不在，不僅影響觀眾對作品的接受和解讀，也可能因為難以辨識、類型內容差異等因素，讓我們對藝術作品的理解和欣賞出現偏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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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span style="font-size: 20px;"><strong>迷因無人能擋的魅力</strong></span></h2>
<p>除了科技技術外，人們所依存的網路世界，裡頭包羅萬象的素材來源，也讓有趣的二次創作遍地開花。其中，迷因（meme）便是把科技藝術化為公眾參與的親民典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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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即便你在社群媒體中不斷看到同一張迷因圖，也會因為貼文或語境等因素的置換，產生不同的樂趣。最大的重點是：它無所不在，而且人人都可以做。從已經有點 老套 的「可是瑞凡⋯⋯我回不去了」、黑人問號，到近年美輪明宏桌布潮、〈可不可以放進去一下下就好〉、《山道猴子的一生》、「我耳機裡聽的是⋯⋯」，不同素材彷彿不退流行的牛仔褲，可以放在幾乎任何情境下博得大眾喜愛，而且一眼就能「Get」到對方的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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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細究迷因一詞，源自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於 1976 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根據書中定義，這是種在人與人之間流轉傳播的文化單位。迷因可能以圖像、符號、一串文字、影片或 GIF 等形式存在，常常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X、Tik Tok 等社群平台見其蹤跡。也因為迷因具有可識別的格式或樣式、通常蘊含幽默或諷刺感、有時致敬流行文化或時事，因容易引起共鳴而易於在網上分享，種種特質使其每每造成病毒式擴散。誠如《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謀的人類心智和文化演化史》一書作者蘇珊．布萊克莫（Susan Blackmore）所言：「就像只能通過自然選擇來理解我們的身體設計，我們只能通過迷因來理解我們的思想設計。」如此利於複製、讓人想模仿的存在，不知不覺間也在人類長長的演化道路上構成影響力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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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言歸正傳。雖說迷因在推動創意表達和文化交流上有重要作用，開源文化也促進了它們的自由流通，讓不同背景的創作者能共享資源、互相啟發，但這也引發了一些問題。施登騰點出，「社群媒體上迷因的快速傳播和再創作，往往伴隨著原創內容的去脈絡化和扭曲，這可能對原創作品的意義和價值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在網路上被重複使用和改造後，原作也可能失去原始的深度和嚴肅性。」備受擁戴的迷因背後，著作權與原創性亦值得反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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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span style="font-size: 20px;"><strong>開源資料的存在價值</strong></span></h2>
<p>根據《著作權法》第 10 條「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每個再創作在獲得創作者授權，或滿足法律「合理使用」的規範前，不得任意使用。此舉保障創作者權益，但某種程度上也是傳播的絆腳石。包含我們愛的迷因。面對這一關，黃豆泥持不同思維：「我的著作絕大多是以CC-BY 4.0（創作共用－姓名標示）進行授權，方便讓概念與文字安心的流轉。」他進一步表示：「概念並不值錢。概念被越多人理解和應用、讓概念流轉才更有價值。概念必須在友善的環境下才容易被傳遞。」提及著作權，他又以圖書為例：「書作為概念傳遞的媒介，在現在這個快速流轉的數位世界，有時候可能成為某種限制。有些書絕版了以後，乘載的內容若沒有其他適當的管道，便很難被閱讀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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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目前全球最被廣為運用的授權方法，即黃豆泥口中的「創用 CC」，其實也是一個倡議「保留部份權利」（Some Rights Reserved）的非營利組織。該組織由美國著名法律學者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成立， 透過模組化的簡易條件與各種排列組合，提供大眾更便於使用的公眾授權條款。「這樣做的好處是，概念可以被傳播，一些新的經濟體系和迷因使用，會長成另一種生態系。」黃豆泥也補充：「CC0等於讓版權進入公眾領域。在 Web3 裡有一群人認為，真正的盈利不在版權，而是粉絲或創作者經濟。如此，創作才會被看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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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除了迷因外，創客（maker）運動也帶來了科技與藝術交互融合的變革，這促進了從個人創作到集體協作的藝術實踐方式的演進。像是美術背景出身的鄭鴻旗，在碩班後毅然決然切入科技場域，長期關注科技與藝術如何結合與發展，並迸發出更新鮮有趣的創作。大學就讀期間，為了解互動設計的方法，他嘗試在網路上尋找資料，並看到有「開發板」之稱的電路板工具— Arduino。這是一種即便沒有工程學知識和背景的人，也可以輕易上手的開發工具，僅須透過USB線連接電腦、插入代表各式功能的模組元件，就能輕鬆實踐機器人、家電控制等創意發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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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08 年，鄭鴻旗與8位志同道合的夥伴成立「Openlab.Taipei」社群，盼能藉此推廣以Arduino 執行的互動設計與藝術創作。該社群背景多元，有學工業設計的、互動設計的，當然也有藝術領域的好手。每週三會有1次聚會，所有成員從燈光到聲響，再玩到其他車械領域，而這樣的 DIY 精神一直到後來，也讓 Arduino 發揚光大，間接帶起 3D 列印、多軸飛機等熱潮。期間，他也致力推廣「搭配藝術運用開放原始碼軟體」（Floss + Art），期待社群能逐漸狀態、「長」成自有有機生態。 而這些，都是在著作權限制下難以踏足的成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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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jsx-3968805167 absolute w-full left-0 bottom-0 p-4 text-white text-[13px]" style="background: rgba(0, 0, 0, 0.66); display: block; line-height: normal;">NFT可以是以藝術之名為人類帶來新生活提案的重要角色。</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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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span style="font-size: 20px;"><strong>以藝術實驗提案未來</strong></span></h2>
<p>在引發社群騷動的同時，科技與藝術在行思之間，也帶領人們「滾動」出一個不一樣的未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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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透過科技藝術實驗與公眾互動，人們能從中找到別於現狀的可能性，而黃豆泥深耕多年的「分散式自治組織」（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DAO）就是一例。DAO 是一種以智能合約產生共識的組織型態，沒有中央的管轄和影響，如同沒有管理者和員工，也沒有管轄權和持有人的公司，僅依靠機制簡單、運作背景複雜、以去中心化代幣為基礎的治理過程維繫。 在DAO核心概念裡，沒人真正擁有組織，卻又可以參與治理，且網絡愈大、就越是彈性可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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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他以自身經驗說明：「當時成立去中心自治組織（指福爾摩沙藝術銀行 DAO ），裡頭有藝術家、普通人、評論者，討論不同專案時會集結在一起做些事。另一個組織名為『眾聲 DAO』（Volume DAO）⋯⋯藝術家設計一套演算法，無論買的、送的、互動的（產品），都附有一串雜湊（Hash）能影響畫面特色，而使用者能調整雜湊，讓作品有自己想要的模樣，而這也創造了經濟行為的擾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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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還有近年耳熟能詳的「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 NFT），它的出現不僅是科技和金融領域的革命，也引發人們看待藝術的另類討論。「在數位世界裡，用程式碼創作讓人很難判斷作品真假，而且這對藝術家沒有幫助。這和他們的經濟來源脫鉤了。」黃豆泥指出，利用憑證、簽章可作買賣，同時也讓藝術家得以存活。走出實體博物館與拍賣會場，藝術生態也在不知不覺間，往更能引發大眾連結、促進社會對話共好的方向邁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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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span style="font-size: 20px;"><strong>轉譯：從實體走向數位</strong></span></h2>
<p>面對科技和藝術的依存漸成顯學，創作者與過往策展人還須面對一個重要課題—數位轉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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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何為數位轉譯？以館所的展演場域之應用來說，若整合科技與內容的展示科技是為議題論述，那數位轉譯就是其敘事文法，且較「類比資料轉化為數位形式的數位化」專業、複雜。但必須說，數位轉譯雖植基於內容研究的厚實，卻仍仰賴科技技術之效。正由於數位工具帶來的眾多選擇，展品也有了被觀看以外的可能性：它可以是文字描述、圖像、聲音，也能加入超連結作延伸。「數位轉譯的出現，源於當代社會對文化內容數位化的收存取用、詮釋傳播需求，它的原點、過程與終點，都與數位典藏，或至少與數位資料相關。」在數位轉譯方面多有見解的施登騰如此描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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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關注博物館科技與數位轉譯研究多年，施登騰深耕數位科技導入博物館的趨勢研究，如虛實整合、嚴肅遊戲、數位策展、典藏加值應用、數位賦能與服務設計等，希望在歷史文物典藏、博物館展覽等方面的數位化之路上，為策展人與觀者體驗找到這種「移植」資料的平衡。「這個過程不僅涉及形式和技術轉換，還包括文化與歷史背景的重新詮釋。」施登騰進一步解說，數位轉譯讓文化遺產能夠跨越時空限制，但依然能維持必要知識深度，實現寓教於樂的功能，為更廣泛的受眾提供接觸和學習機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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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施登騰也在自身多年成果中找到數位轉譯的真諦。「成功的數位轉譯旅程，應該是全面、深入的。除了技術上的精準轉換和運用，也有對原始材料文化和歷史背景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他向我們揭示，這種保留原始作品精神和意義的「研究入，展示出」，讓策展人、研究者、轉譯者、創作者、設計者等專業對待科技與內容的同時，也利用數位技術的優勢來強化其可及性、互動性和吸引力。「良好的數位轉譯，也應是能鼓勵大眾參與和反思的倡議技術。」相信這個多方跨域合作的過程，絕對值得眾創作者走過一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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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科技工具的革新，展現出各世代藝術獨特的對話方式，不僅帶來多元的可能，也讓人們有機會深究迷因、開源資料、轉譯等課題。科技藝術不只是成品，更是組織群眾尋找答案的有趣過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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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客座總編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副校長 洪一平 ；研究顧問團隊｜FAB DAO（福爾摩沙藝術銀行DAO）創辦人 黃彥霖、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副教授 施登騰；責任編輯｜曹盛威、高家婷）</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