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在未來的邊境衝突中，一臺具備自主識別功能的無人機在失去通訊聯絡的情況下，透過電腦視覺鎖定了一臺「疑似」裝載飛彈的卡車並執行擊殺，事後發現那其實是運送人道物資的平民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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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 AI 決定生死的戰爭時代，法治會是最後一道防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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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2 月，美國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與 AI 巨頭 Anthropic 爆發史無前例的衝突。導火線是戰爭部要求軍方採用的AI 模型必須開放「所有合法用途」（all lawful uses），而 Anthropic 堅守兩條紅線：拒絕讓旗艦模型被用於「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LAWS），也拒絕被用於對美國民眾的大規模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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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持之下，戰爭部長 Pete Hegseth 將 Anthropic 列為「供應鏈國家安全風險」，這是過去只用於華為等外國對手的手段；同日，川普總統下令聯邦機構立即停用其產品。Anthropic 隨即在 3 月 9 日展開反擊，指控政府的封殺構成違憲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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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是，幾家具有 AI 領導地位的矽谷科技公司原本對戰爭用途能避就避，如今卻紛紛與五角大廈簽下重金合約，這樣的轉折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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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從實體走到數位：華府從軍火商，走向科技巨頭
你可能會覺得，AI 走上戰場是像《魔鬼終結者》那樣的反烏托邦未來，但事實上，科技發展與戰爭從來不是兩條平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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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手機裡用來訂外送、找路的 GPS 導航，最初是為了讓飛彈能精準命中目標而出現的軍事研發成果；用來刷社群媒體的網際網路，最早是為了在核子大戰爆發時，確保通訊不會全斷的軍用網路（ARPANET）。甚至就連微波爐裡的微波技術、甚至衣服上的拉鍊，背後都有軍事研發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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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961 年，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對全國發表告別演說。他警告國人有一頭怪獸正在成形，他稱之為「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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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軍工複合體，指的是國防承包商與政府之間，因武器採購而長年綁定的政商共生結構。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雷神（Raytheon）、哈里伯頓（Halliburton）這幾家公司，合約規模動輒數百億美元，週期長達數十年。一旦政府選定供應商，幾乎不可能中途換手。承包商靠著國防預算長成巨人，政治人物仰賴他們在各州創造的就業獲得選票。久而久之，誰也離不開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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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2000 年之後，網路重新劃定戰場的邊界，從實體一路延伸到數位。但傳統承包商造不出雲端，也訓練不出 AI 模型。於是五角大廈向矽谷招手。一開始，矽谷是與華府保持距離的。他們習慣用道德價值包裝技術願景吸引投資人，像是 Google 把「不做惡」（Don’t be evil）原則寫進公司信條，Apple 把「隱私是基本人權」掛在嘴邊。但這種距離並沒有維持太久。從 2008 年到 2024 年，美國國防部與 CIA、NSA 等情報機構給予科技巨頭的軍事採購合約規模成長了約 13 倍，項目涵蓋雲端運算、軍用無人機影像辨識、擴增實境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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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林昕璇形容，這是國家與科技巨頭之間多層次的深度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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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是資金。現代國家為了維持監控、情報分析與開發新一代數位武器，極度仰賴龐大的數據、雲端基礎設施與 AI 演算法，於是國防預算大舉灌進矽谷。一旦科技巨頭習慣了這筆龐大收益，雙方就再也難以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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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是人才。矽谷高階主管走進五角大廈與情報機構當顧問，國防與情報官員退役後則轉身進入巨頭體系拿期權。來來去去之間，雙方越走越熟：軍方能即時掌握最前沿的軍民兩用技術，巨頭能預判軍方需求，巧妙繞過繁瑣的官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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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法律。當國家需要倚賴巨頭來維持霸權，便沒有動機去管企業如何侵犯隱私、如何非法收集數據。於是走到了今天，矽谷巨頭一個接一個接受美國戰爭部「所有合法用途」的條款，怪獸也跟著進化，有了新的名字「數位軍工複合體」（digital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D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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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戰場上的百姓，就要面對全新的風險。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黃居正指出，過去的交戰人員是血肉之軀，他們有父母、有孩子，知道生命消逝的痛苦，這種共享的生命的同理心，成了戰場上最後的約束。但生成式 AI 不一樣。即使被植入擬人化的程式，如果它透過過去交戰經驗累積出來的判斷，得出「以優勢火力徹底消滅敵人是最快結束衝突的方式」這樣的結論，便可能毫不猶豫地選擇使用過度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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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切被化約為量化指標，人性中本該存在的悲憫，就被排除在運算之外。我們不禁要問：面對這頭冷酷的數位怪獸，我們手裡還剩下什麼？還有沒有一條由法律當後盾的「繩子」，能把它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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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jsx-3968805167 relative overflow-hidden"><img decoding="async" class="jsx-3968805167" src="https://www.charmingscitech.nat.gov.tw/backend/wp-content/uploads/2026/06/13-4內文圖：670x460-1.jpg" />
<div class="jsx-3968805167 absolute w-full left-0 bottom-0 p-4 text-white text-[13px]" style="background: rgba(0, 0, 0, 0.66); display: block; line-height: normal;">數位軍工複合體是指，科技巨頭與國防體系透過資金、資料、雲端、AI 與人才流動相互綁定，讓民用科技成為軍事與監控基礎設施的政商共生的結構。</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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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該為機器的決定負責
面對這頭怪獸，國際社會手裡其實是有公約限制的。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各國建立起對戰爭手段的限制，像是《特定常規武器公約》禁止或限制使用被認為具有過度傷害力、或會造成濫殺濫傷的武器；而針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則有《不擴散核武條約》與《生物武器公約》。如今面對 AI 武器，各國似乎也正在編一條新的繩索來約束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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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居正教授指出，《特定常規武器公約》的締約國已於 2023 年提出規範致命自主性武器系統的報告書與草案，歐洲理事會也提出相應的決議草案；雖然距離一部正式的多邊國際公約還有相當距離，但起碼已經建立基礎，而且，即使在公約問世前，仍可以透過對既有國際人道法的擴張解釋來填補空缺，例如將《特定常規武器公約》中違反人道原則的武器類推適用到 AI 武器，並延伸援引國際人道習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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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的癥結點在於：若這條繩子是綁在「機器」身上，那一點意義端倪也沒有，因為機器不怕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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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昕璇副教授則認為，在立法上可以參考美國國防部 3000.09 指令的分類方式，依照人類介入決策的程度，將自主性武器分成三層，再據此分配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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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是「半自主」，AI 自主性很弱，主要仍依賴人類操作；第二層是「人類監控自主」，AI 可獨立分析戰場、判別敵我，但最後的擊發指令仍由人類把關。這兩類的責任很清楚：誰按按鈕，誰負責，主要落在指揮鏈上的人類決策者身上。第三層則是「完全自主」（human off the loop），從戰場分析、敵我辨識到攻擊決策全程自動化，人類完全退出決策迴圈；對於這一層，林昕璇副教授認為，這時責任就不該只推給前線士兵，而是要往後追究：那些寫出這套致命程式的開發商與設計者，也得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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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居正教授更是進一步點出了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心理黑箱」，並把責任的範圍劃得更廣。他指出，生成式 AI 武器本質上仍是電腦程式的集合，無法作為國際人道法的歸責主體，最終仍須追究責任歸屬在個人或是法人機構。不過，他也提醒，「躲在機器背後」是目前 AI 產業在參與國防活動時，最值得被檢討、卻最少被討論的一種心理狀態。對此，他援引國際刑法中的「共同犯罪集團理論」（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作為對應的方向。生成式 AI 武器所造成的危害，是一種集體犯罪的結果；將一套自主性武器送上戰場，過程中牽涉到的軟體工程師、公司主管、部署決策者、軍隊指揮官等所有環節的參與者，都可能被視為與該犯罪有重大關聯，進而成為問責的對象。沒有人能再以「我只是寫程式的」、「我只是按下按鈕的」當作免責的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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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子看起來是編好了，然而，真正的難題在於：誰願意把脖子伸過去？林昕璇副教授指出，AI 早已不只是一國的科技或經濟議題，而是國安與國力的延伸。在當前地緣政治劇烈衝突的格局下，AI 已是國力的延伸，大國往往不願意親手簽下一條綁住自己的法規。這個趨勢，從敏感度相對較低的民用領域就已經看得出來。歐盟原本想複製《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的成功，以歐盟《人工智慧法》（EU AI Act）為全球立下標竿，如今卻面臨產業界要求鬆綁、以免在競爭中落後的壓力。連民主國家都已是如此，更不用說那些根本不在乎簽不簽約的威權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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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場已經開打的戰爭
如果法律還在爭論誰該為戰場上的誤殺負責，那麼另一種形式的數位入侵，早就在我們放下防備的日常生活中上演了。這就是所謂的「灰色地帶衝突」。林昕璇副教授指出，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有些導航軟體（例如近期被熱烈討論的「高德地圖」）完全免費，甚至還比其他軟體更好用？答案可能在於你的「足跡」。當成千上萬使用者累積的行車動線與地理足跡被回傳至境外伺服器，若再透過 AI 演算法進行模式分析，這些原本看似平凡的「民用資料」，在軍事專家眼裡就成了最精準的情資。這就是所謂的灰色地帶衝突：它不是傳統的宣戰，卻能透過資料分析技術，看穿一個國家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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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新戰爭的武器庫還不只這些。當你在滑短影音、看 AI 生成的深偽（Deepfake）影片，或是讀到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假訊息時，你其實正處於「認知作戰」的前線。AI 正精準地分析你的偏好，試圖左右你的想法，每一項都是這場新戰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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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臺灣現行法規，仍有許多規範不足的漏洞。臺灣現行的《資通安全管理法》主要是針對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保護法》雖然保護你的名字和電話，卻無法阻止你自願下載並同意把足跡交給境外 APP。過去政府曾討論過《數位中介服務法》，試圖管理平臺上的假訊息，卻因為社會大眾擔心侵犯言論自由而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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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就是，這些遊走在灰色地帶的 AI 應用，完全不屬於現行法規所規範的對象。對此林昕璇副教授認為，既然問題已經被看見，我們不能只是坐等「國際共識」，臺灣應該要主動出擊，針對目前資料跨境、平臺管理與認知作戰這三大痛點，在法律工具箱裡找出更有力的防禦武器，畢竟，在這個演算法逐漸主宰戰場的時代，這也是未來最重要的國防系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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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總編輯｜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劉靜怡特聘教授；研究顧問團隊｜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黃居正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林昕璇副教授；責任編輯｜王喆宣、洪孟樊）